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倪偉

2024.11.18總第116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三星堆的族人們聚在一起，正在舉行一場盛大的祭祀典禮。3米多高的巨型神樹，與2米高的銅立人站立在顯眼位置，族人昂首仰望，滿懷崇敬。他們不會知道，自己鑄造了整個世界最高、最大的銅像。

主持祭禮的大祭司戴著金面具，巫師們佩戴著銅面具，手持象牙。數十座真人高度的銅人像整齊排列，典禮現場四周，還懸掛著大面具、太陽、眼睛等形狀的銅器，氣氛森嚴肅殺。

與往日不同，儀式結束后，他們沒有立刻散去。今天，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一聲令下，懷著或是不舍，或是決然，或是恐懼的心情，他們將所有碩大的銅器用力砸壞。那些由人像、動物、尊罍組成的瑰麗繁復的銅祭壇，瞬間分崩離析。他們點燃火堆，將祭器扔進火里，霎時火光沖天。

數個方形的坑已經挖好，底部平整。他們將無法燒盡的器物殘件分類，銅器、金器、玉器、象牙、海貝……分門別類。在其中一個坑里，他們先將大型銅器殘件整齊碼在底部，然后放入象牙，有的象牙插進了銅器之間的縫隙。接著，他們往里倒入灰燼，填滿寶物間的空隙，最后，再鋪上篩選過的純土，將土坑填平。

另一個小一點的坑里，他們放入小型銅器殘片，以及玉器、海貝、珠寶等。裂成幾段的祭壇，根據殘件大小，被歸入了不同的坑。其他幾個坑步驟類似。

就這樣，整個古城最尊貴、最神圣，也最引以為傲的寶物，從此埋入了地底。這里不再是三星堆人的家園，他們在此生活了數百年，如今拖兒帶女、扶老攜幼，離開故土。

這個族群遭遇了什么？在關于三星堆的無數謎題中，這是最核心的一個。三千多年后，這個問題給人們帶來了無盡的困惑。

他們的精神世界

最精彩的時刻或許已經過去，最激動的時刻可能尚未到來。對趙昊來說，前者是發掘三星堆埋藏坑的時候，后者是解決三星堆謎題的時候。雖然還是一位年輕學者，他已經早早意識到，“后半生都要跟三星堆‘耗’下去了”。

“85后”的趙昊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在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一輪考古發掘中，他是8號坑發掘現場負責人。此次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與1986年發掘的1號、2號坑一樣，埋藏著神秘、奇異、謎團叢生的寶藏。

發掘結束已經兩年了，前方工作還遠遠沒有結束。6個坑里，8號坑面積最大，出土了近4000件文物，從坑里提取上來之后，還要細致地清理、保護、修復、拼合，最后編制成考古報告，“十年能不能完成，都不敢說”。而對它的研究，永無止境。

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在四川廣漢啟動，這是1986年之后對祭祀區的第二次發掘。再次發掘三星堆，比30多年前復雜許多。科技考古延長了人們的視力，考古人仿佛長了一雙三星堆人夢寐以求的“縱目”。坑里的一切都是解謎線索，包括土壤，土壤被打包收藏起來，通過新的科技手段會從中不斷看到新的東西。

在關于三星堆新發現的新聞里，跨坑合體令人稱奇。

2022年6月，8號坑出土的頂尊蛇身人像與2號坑的青銅鳥腳人像殘件拼對成功，實現合體。又過了一年，考古人員發現，3號坑的爬龍銅器蓋和8號坑的銅持龍立人像、銅杖形器也是這個奇特器物上的部件。最終，5件殘件合體之后，整件青銅器高達2.53米，收獲了一個復雜的命名：銅罍座倒立鳥足頂尊神像。

2號坑的銅尊口沿、3號坑的銅頂尊跪坐人像和8號坑的銅神獸，則組合成一座銅獸馱跪坐人頂尊銅像，通高1.589米。一只神獸仰頭而立，馱著跪坐的銅人，銅人頭頂著一只比自己還大的青銅尊，神獸的大嘴上，站著一個嚴肅的小立人。

2號坑早在1986年就完成了發掘，所以這兩件合體的青銅巨物，不僅跨越了祭祀坑，也跨越了30余年的歲月。這些疊床架屋式的器物，讓人深深佩服于三星堆古人的精神狀態。他們似乎不滿足于讓尊、罍等禮器獨立成器，總要添上一圈奇特的人物和神獸。本該莊重靜穆的禮器，變得熱熱鬧鬧。

“至少有上千件文物都需要拼對，工作量非常大。目前拼成的其實都是比較簡單的，碎片越多的越難。”趙昊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考古人員會將需要拼合的文物分類，反復檢查、識別，重點研究斷裂的茬口，“要大量地看，形成記憶，才會有靈感，主要還是靠人力完成”。

趙昊負責的8號坑是拼對組合的重點坑，因為最大的青銅器很多都埋在8號坑里。8個祭祀坑大小不一，深淺不同，最小的5號坑3.5平方米，最大的8號坑有19平方米，功能因此不同。比如，5號坑和6號坑沒有銅器，只埋藏象牙、玉器、金器、珠飾等小件器物；而7號和8號坑互補，前者埋藏小件青銅器和大量玉器，后者埋藏大件青銅器和少量玉器。那些龐大而繁復的器物，被毀壞成殘件后，按大小分別進入不同歸宿。

對彼時的三星堆人來說，這些籠罩著神巫光環的器物，無疑是令人敬畏和戰栗的。越是奇崛，就越具震懾力。他們對世界的認知和想象，與我們熟知的中原地區有巨大差異。

實際上，三星堆物質文明的很多基本問題，都已經得到了解釋，比如這些器物是怎么鑄造成的。考古學家認為，三星堆的青銅鑄造技術受到同時期殷墟的直接影響。三星堆的銅尊、銅罍、銅瓿，是殷商文化典型銅器，玉琮來自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陜西、山東及華南都有發現。這說明在長達近兩千年歷史中，周邊地區先進文明的風，已經跋山涉水，吹拂到三星堆人的土地上。

最難解釋的，是精神世界。三星堆人的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樣的？他們信仰什么？奇特的造型蘊含了怎樣的精神寄托？

三星堆出土的人形象的青銅器，被認為是祭司、巫師等神職人員形象。三星堆青銅文化有濃厚的神巫色彩，反映了三星堆人對人與神充滿想象力的獨特理解。“也反映了古蜀國上層獨特的權力架構——神職人員具有非常高的地位。也正因此，有人說三星堆是神權國家。”三星堆博物館館長、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隊領隊雷雨說。

三星堆人也有著虔誠的自然崇拜。最典型的物證便是通高近4米的青銅神樹，神樹上下三層，每層三根樹枝，枝頭結果，果實上站著九只躍躍欲飛的鳥。樹干上嵌鑄一條造型怪異的龍，身上掛著羽翅，形如刀狀。“四川盆地植被繁茂，在三星堆文化時期一定有大量原始森林，三星堆先民的神樹崇拜是不奇怪的。”趙昊說。

奇特的器物指向獨特的精神世界。然而，每當人們似乎向三星堆古人的精神世界逼近一些，地底下又會出現顛覆性的新發現。

比如，此次7號坑中發現了一件龜背形網格狀青銅器，被戲稱為“月光寶盒”。一眼看上去，這件器物如同一只橢圓形的竹編籮筐，卻是用青銅鑄造焊接而成，“籮筐”底部為方形，內部還裝著一塊大小形狀相合的青綠色美玉。“籮筐”一側似乎有合頁，可以靈活開合，取放青玉。

這又是一件超越認知的器物，出土時，考古人員簡直啞口無言。人們永遠不知道，三星堆還會冒出多少驚喜。

三星堆人參與了武王伐紂？

對于三星堆的核心謎團，趙昊有另一個解題思路。他始終對一個問題興趣盎然：三星堆人是如何一步步挖坑、埋藏、填土的？對埋藏行為的研究，貫穿整個發掘過程，最終，他還原出了當時的埋藏步驟。而埋藏行為背后，是三星堆人的內心。

曾經有過猜測，這些器物是外敵入侵、破壞以后毀棄的；也有猜想認為，這些坑是在政變或戰爭期間自毀后倉促掩埋的。但坑內器物顯示出的計劃性、有序性、儀式性的埋藏過程，并不像是倉促掩埋，也不像外敵毀棄，更像是三星堆人自己毀掉了祭器，并且慎重地安放入土。

“我們從現代人類的行為來看，三星堆人的行為，就像是一種動員大會或誓師大會。”趙昊說，埋藏坑形成的年代，是三星堆遺址的晚期或末期，完成祭祀，封好坑口，三星堆人就集體踏上了遷徙之路。他從中看到一種破釜沉舟的決心。

如此義無反顧，所為何事？

今年10 月，在北京大學的“第二屆中國考古學的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趙昊作了一場報告，在PPT最后一頁右下角，他低調地寫了一段推測：“結合新的測年結果來看，或許三星堆古城所發生的這一重要事件，與商周更替的變局有關，是中原地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向鄰近地區影響擴散的結果。”

北京聯合大學校長、考古學者雷興山當場調侃道：“趙老師是不會把這個說法寫進論文里去的。”雷興山清楚這個推論的來源：《史記》記載，商朝末年，武王伐紂，參戰者不僅有周人，還有“庸、蜀、羌、髳、微、纑、彭、濮”這些西土族裔的盟軍，其中便有蜀人。然而，將沒有文字記載的三星堆，與史書中的確切事件相聯系，困難重重。

佐證之一是年代。2022年，三星堆祭祀坑最新碳十四技術測年結果出爐，測年數據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前1012年。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結論，以周代商發生在公元前1046年前后。負責此次測年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吳小紅總結，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處于商代晚期，是沒有懸念的。

“參加牧野之戰的那些少數民族中，蜀人是排第二的。”趙昊指出，“第一，是現場行為特征；第二，是測年的結果；第三，是文獻的線索。這些事實擺在一起，我自然而然會產生這樣的聯想。”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以來，關于其形成原因的不同觀點不斷涌現，至少還有以下具體推論：

三星堆埋藏坑首任考古隊副隊長陳顯丹，是最早提出“祭祀坑”說的學者之一。他認為，大量埋葬器物是三星堆人為求得神靈保佑或寬恕而做出的自我犧牲，他們可能正面臨某些特大問題。有可能是外敵入侵，也可能是《蜀王本紀》《華陽國志》中記載的那場“若堯之洪水”的災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趙殿增認為，這里曾經存在一個神權至上的國家，正是因為對宗教的極度狂熱，過度消耗了社會財富，造成了嚴重的生存危機和社會恐慌，最終在一次次燎祭祈福無效后，不得不告別故土遷居他處。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孫華認為，連神像在內的所有珍貴器物通通埋藏，并不像是祭祀所為，可能是由于三星堆文化過分強調宗教，導致財富被集中于神權貴族，打破了其與世俗貴族之間的權力制衡，從而引發內部沖突。在這場政治變故中，城市被破壞，神廟被燒毀，三星堆人出于某種考慮，不得不將神廟里的物品埋藏在祭祀區附近。

歸結起來，有外敵入侵、洪水滅頂、經濟崩潰、內部政變等各種猜想。

孫華說，與三星堆遺址出土材料的豐富度相比，三星堆文化的材料是有所缺乏的。“我們說一個文化，它是一定時間、一定區域內特征明顯的一個共同體。但是三星堆很奇怪，這個文化就分布在三星堆遺址和周圍的沱江沖積扇，成都平原的主干幾乎沒有遺址，好像沒有基層聚落來支持它，只是在三星堆文化末期才有發現。我們缺乏連綿的多層次的遺址做支撐。”他說。

三星堆人史詩級遷徙的歸宿在哪里？如果參與了武王伐紂，勝利之后的蜀人是否落腳中原？問題依然待解。成都金沙遺址被視為三星堆遺址的延續，但也有學者指出，金沙充其量只繼承了三星堆少量元素，譬如三星堆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術，在金沙遺址幾乎煙消云散。趙昊認為，如此強盛的三星堆文化，理應對周邊文化投射過不小影響，但由于我們至今對三星堆了解有限，尚未準確辨識出它擴散影響的痕跡。

青銅上的古蜀歷史

面對三星堆輝煌的出土文物，人們實在難以理解這樣一種看似迥異于中華文明的存在。于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給它安上無數有關外星人之類的荒誕不經的想象。試想，若商朝歷史也沒有留下史書和甲骨文的確證，面對殷墟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都邑，難免也會讓人浮想聯翩。

關于蜀地歷史，甲骨文中記載過巴和蜀兩個國家，商王朝和周王朝都曾征討蜀人，表明當時四川盆地已存在一個中原王朝不可忽視的政權。西漢揚雄所撰《蜀王本紀》是可考的最早文獻，其中記載：“蜀王之先名蠶叢，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去。”晉人常璩所著《華陽國志》稱：“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

從這些帶有濃厚神話色彩的記載中，后人只能模糊地獲知幾位古蜀帝王的名號——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李白在《蜀道難》中感嘆：“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可想而知，古蜀王的傳說唐代時已流傳于世，但是，也僅僅是傳說而已。

情況終于在近一百年前發生了轉折，人們對蜀地上古史的知識突然迎來爆發。那是現代考古學進入中國的第一個十年。

1929年，家住四川廣漢太平鄉月亮灣的村民燕道誠一家在挖水車坑時，偶然挖到一塊石板，撬起石板，下方赫然埋藏著大量玉石器。一家人避開村民，半夜偷偷挖出300多件玉石器。一年后，他們帶了幾件玉石到古董市場變賣。消息不脛而走，英國傳教士董宜篤要走了5件玉石器，存放于成都教會學校華西協合大學。

1932年，美國人葛維漢前往成都，擔任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館長，當他看到這幾件玉石器時，意識到月亮灣應該有一個史前遺址。在得到民國政府審批后，葛維漢和中國助理林名均于1934年進行了考古發掘。當時，主持過仰韶遺址發掘的瑞典學者安特生認為，從出土的石斧、石鑿、石刀等器物來看，這處遺址與仰韶遺址極為相似。他還將該遺址與前幾年震驚全國的殷墟遺址對比，認為差異巨大。最重要的差別是，殷墟發現了大量的青銅器，而廣漢沒有絲毫發現。

安特生的結論最終被推翻，但已是半個多世紀以后。未來的考古發現將證明，月亮灣所在的三星堆遺址與殷墟關系密切。

1986年夏天，磚廠工人在三星堆遺址區附近取土時，偶然發現了玉器。近在咫尺的考古隊員趕到，就地展開發掘，兩個器物坑陸續出土，除大量玉器外，更令人吃驚的是滿坑滿谷的青銅器、金器、象牙，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在同時期遺址中極為罕見。從此，三星堆“一醒驚天下”，聞名全球。

倏爾又是33年，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新一輪考古勘探，發現了6個坑。隨后，他們在整個祭祀坑區域上方建起一座現代化封閉保護棚，棚內，每個坑上又罩起恒溫恒濕的發掘艙，多個臨時分析室、文保室就設在棚內。考古界公認，這是當下最先進的考古現場。

青銅器、玉器、金器等新發現，在考古人員的預期之中，但他們還抱著另一個期待，找到一種此前從未在三星堆出土，卻很可能存在過的東西——絲綢。

青銅大立人和另一些銅器人像身上刻畫的華麗服飾，足以證明三星堆人已經擁有華服。但歷經三千多年，即便存在過絲綢，也早已腐化殆盡，因此30多年前的發掘中絲綢并未被注意到。但此次考古中，絲綢專家一開始就介入其中，很快，便在土樣中發現了一片長寬約3.8毫米×3.1毫米的紡織品。接下來，更多細小的絲綢殘留物出土，在顯微鏡下，絲素蛋白也佐證著絲綢的存在。最大一塊絲綢殘片，長寬約1.8厘米×0.8厘米，附著在青銅表面，肉眼可見。

中國絲綢博物館副館長周旸認為，古蜀蠶桑絲織業歷史悠久，祭祀坑里使用大量絲綢亦屬合理。周旸說，早期社會中，絲綢會用作祭服和祭品，如帛書或帛畫。

絲綢的發現，將大大改變人們對三星堆祭祀坑乃至整個三星堆社會的想象。三星堆古國里，華麗的絲綢或許與青銅、金玉、象牙等擁有同等地位。“祭祀現場可能會有旗幟、帷幕、幔帳，祭司穿著華麗的衣服，絲綢也會作為祭品放入祭祀坑。”趙昊說，“三星堆的祭祀現場，實際可能比我們想象中要豐富得多。”

通過考古雖然無法指名道姓講出故事，但人們借此得以一步步管窺三星堆先民的生活圖景。

三星堆的“解謎游戲”

8個祭祀坑吸引了關于三星堆的所有關注，如同三星堆皇冠上的明珠，璀璨奪目，卻并非全部。要解開三星堆之謎，答案不僅要在坑里找，也要在坑外找。

三星堆遺址的核心，是3.6平方公里的城址，這是秦朝以前中國南部最大的古城。它由大型多重城圈、超大型建筑、高等級祭祀坑、玉石器作坊、早期墓地等重要文化遺存構成。有考古學者認為，其規模可以視為都邑。

整個三星堆遺址前后延綿近兩千年，與中原交往最早可追溯到夏朝。三星堆出土的玉石戈、玉璋、陶盉、青銅牌飾等物品，與洛陽地區被認為是夏朝晚期都城的二里頭遺址十分相似。三星堆鼎盛于中原商朝時期，財富積累到十分可觀的程度。

放眼更廣泛的地域，在商朝都城之外，善于鑄造青銅器的地區并不只三星堆。在陜西洋縣城固、湖南寧鄉炭河里、江西樟樹吳城、江西新干大洋洲等地，都發現了大量商代青銅器遺存，長江中下游更是形成了一條青銅文化帶。各地青銅鑄造技術，都達到了不亞于都城的高水平，器型也都有一定的本土特色。由此看來，三星堆的青銅技術并非獨樹一幟。

然而，三星堆的美學震撼無疑獨領風騷。

在中國各類遺址中，人形塑像的出現十分晚近。秦兵馬俑是一次高潮，東漢以后的佛造像是另一次高潮，而更早的青銅時代，人像并非主流的主題。如果將目光投向更遠的地區，在兩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中，人像一直是重要主題。三星堆與西亞文明的聯系，多年來引發源源不斷的遐想。

三星堆博物館館長、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隊領隊雷雨認為，以金杖、金面具為代表的黃金制品，以大立人像、人面像為代表的青銅雕像，還有三星堆古城使用土坯的城墻筑造技術，可能與西亞兩河流域乃至更遠地區的文明有著某種關聯性。

1986年出土自一號坑的金杖，也是一件石破天驚的文物。在中國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中，王權象征物是琮、鉞、鼎、璽等器物，權杖很少出現，而在西方，權杖自古便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三星堆金杖通身由黃金打造，紋樣精致，現存近1.5米。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霍巍曾在文章中指出，云南昆明羊甫頭漢代墓地，也出土過銅杖和木杖體，考慮到三星堆和羊甫頭都處在青銅時代中國西南的 “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外來文化影響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古蜀國社會的上層，有可能與更遙遠的地區發生了遠距離文化交流或貿易往來，但目前找不到直接證據。”雷雨說。三星堆遺址的主體年代，與兩河流域的烏爾第三王朝、古埃及新王國時期極盛時期大體相當，也大致相當于地中海地區的邁錫尼文明時期。

雷雨認為有這樣一種可能：來自黃河流域夏商文明的青銅鑄造技術、禮器制度和用玉傳統，以及可能源于其他文明的雕塑藝術、尚金習俗和黃金冶煉加工技術，在四川盆地產生碰撞和交融。古蜀人的創造性由此被極大地激發，將這些外來制品、制作技術、使用習俗和審美情趣與本土文化進行整合，從而形成了鮮明的區域特征。

三星堆的祭祀坑里，還有大量來自印度洋的海貝。趙昊認為，我們今天對于古人的行動半徑和活躍度，總是缺乏想象，“或許有一些來自印度洋地區的人，背著海貝跋山涉水，最后走到三星堆，也并非不可能”。這種文化交流不僅可以是直接交流，也可能是分節點的層層遞進，就像千年后的漢代絲綢之路。

但雷雨也強調，即便那些看上去很怪異、“不那么中國”的器物，身上也有很多中國符號和元素。比如銅跪坐人像手里的牙璋、頭上的尊，大神樹、大立人身上都有龍的形象。云雷紋、夔龍紋、獸面紋、回紋、蟬紋、連珠紋等大量中原青銅器典型紋飾，都被應用到三星堆各類器物上。三星堆那些奇特的物品，是中國早期文明的一部分。

三星堆就像古蜀先民留給后人的一個巨大的解謎游戲，游戲里包含無數的道具、紛繁的場景和遼闊的地圖，卻沒有任何一篇文字說明和提示。只要玩家足夠聰明、耐心和幸運，經由這些場景和道具，最終或許會抵達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

“如果不考慮工作壓力，這是一個非常有趣味的過程。”趙昊說。考古是一場解謎，但不一定會給出終極答案。解謎過程中，考古始終致力于總結和反思過去，讓人們理解人類所經歷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