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財經 作者：余思毅

編者按近幾年，疫情不僅沖擊了全球經濟政治，也影響到了我們每個人。國際環境越發復雜，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多，各種聲音此起彼伏。時代財經聯合新周刊硬核讀書會，攜手推出深度訪談欄目《銳見》，圍繞經濟發展和個人關切，與學者對話，傳達他們的理性和智慧之聲。

(資料圖片)

“你選擇男朋友有什么標準嗎？”

“我條件不好，沒資格去選擇。”

“你怎么條件不好了？”

“我有個弟弟，別人會考慮我將來一定會幫弟弟。”

這段對話發生在黑龍江綏化學院教授艾苓和一位正處在花樣年華的往屆畢業生之間。這個出生在貧困家庭的女生“懂事”得讓人有些心痛，而她只是艾苓接觸到的貧困學生中的一個。

艾苓，本名張愛玲，綏化學院1987屆歷史系畢業生，曾做過中學老師、公務員、記者，憑借寫作上的成績，2005年受聘回母校教寫作，曾經出版《領著自己回家》、《風也穿鞋》、《一路走來》、《咱們學生》等多部散文集。

今年55歲的艾苓已經退休，在這17年的大學教學中，她接觸過3000名學生，發現三分之一的學生是貧困學生，一半學生需要靠助學貸款和打工完成學業。艾苓曾深入解一些苦孩子的故事，并零星發表在《讀庫》等刊物上。

艾苓曾在一場演講中對觀眾說：“我特別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學生故事，他們都是‘沒傘的孩子’，下雨的時候，他們肯定要比別人跑得更快才行。”

2017年，艾苓發起了一個訪談征集，想通過追蹤貧困生的成長歷程，為貧困生立傳。在這期間，她采訪了超過200名綏化學院師生。2022年9月，艾苓的新書《我教過的苦孩子》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記錄了從2000屆到2020屆這二十一年間畢業的56個貧困生的故事。

一個個真實豐滿的故事，共同編織了一張生動鮮活的社會畫卷。在訪談和寫作過程中，究竟艾苓有著怎樣的心路歷程？綏化學院是一所地處偏遠的二本院校，苦孩子中還有一部分是中西部地區的貧困家庭的留守兒童，艾苓走進他們的內心，又發現了什么？2000年以后大學擴招，艾苓又是如何看待教育對苦孩子們的影響？

近日，時代財經帶著這些問題對艾苓進行了專訪，她向記者回憶起與苦孩子們的互動過程和寫作背后的故事與思考。

艾苓提到，在很多訪談中，她是遞紙巾、遞水的傾聽者，她會給苦孩子們的情緒進行疏導，甚至對他們的人生規劃提出建議。

《農村 農業 農民》2022年7月刊中提到，據各部門聯合開展的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資料顯示，截至2018年8月底，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為697萬，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艾苓告訴時代財經，“走進他們，‘留守兒童’不再只是一個概念，而是變成一個又一個鮮活的個體，還有那些糾纏不清的細節。”

艾苓接觸了大量有“留守”經歷的苦孩子，發現他們很大一部分人在成長過程都有過漫長的孤單與壓抑，都有解不開的心結，“為什么爸媽要生下我？”“為什么要拋棄我？”……甚至有的人有較為嚴重的心理問題，甚至自殘傾向。艾苓認為，如果有社會組織例如大學生，能夠與他們結成一幫一的關系，至少能拓展孩子們傾訴的對象，讓他們獲得疏導。

在艾苓看來，教育的擴張很大程度上讓原來由于貧困無法企及高等教育的寒門學子有了改變命運的機會。他們也能有機會考公務員、教師、其他事業單位，過上體面的生活。

雖然當下有很多捷徑，但艾苓認為，如果誰要是認為學習不是唯一的出路，就不重視教育，是短視行為。教育永遠是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最好的投資投入，千萬不要因為眼前的一點利益做出短視的選擇。

被細節與“懂事”打動的傾聽者

時代財經：書中有很多細節，例如肉夾饃分著吃、為省錢吃了一個月的紫菜包等都特別打動人。在記錄的過程中，你會常被感動嗎？身處其中的情緒是怎么樣的？

艾苓：在訪談時，我會經常被他們故事中的細節觸動，比方說一個女生和男友畢業之后一起進了農場，生活相對容易些，先是租房子，后來湊夠錢給了首付。那是在六樓的頂層房子，房價相對低一些。

我會問到他們第一天拿到鑰匙的情形，女生說把房子收拾清理干凈之后，“他出去買東西，我在打掃干凈的地板上打滾。陽光照在地板上，好像跟著我一起打滾，那種感覺太幸福了。”

這個細節是經過一點一點聊天聊出來了，場景特別的深刻。這個女孩子長時間處在一種因為貧困、壓抑、自卑的狀態里，所以擁有自己的房子，對她來說有不一樣的感覺。

在很多訪談中，我是遞紙巾、遞水的傾聽者，我會給他們的情緒進行疏導，對他們未來的發展，包括生活中的小規劃給些建議。

有一個女孩，我把成稿給她看時和她聊起，現在有男朋友了嗎？她說，“沒有”，我問她，“你選擇男朋友有什么標準嗎？”她覺得自己條件不好，沒有什么資格去選擇。如果要列標準的話，第一朋友圈干凈，第二有共同的話題。我當時說，這兩個條件沒有一個是涉及物質的，比方說房子、車子，是不是本地人？這些不在你的考慮范圍嗎？

她一再強調自己條件不好，不能這樣要求人家。她還提到，家里有一個弟弟，上面有個姐姐，已經結婚了。父親去世了，母親特別能干，同時打幾份工來供她和弟弟上大學。

我就告訴她，我也是一個男孩的媽媽，我不覺得家里也有一個弟弟的女孩子就是條件不好。我更希望我的兒子將來去選擇非獨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因為這樣家庭的孩子往往情商高。她說，別人會考慮我將來一定會幫弟弟。

我問她，你會拆了自己的房子去幫弟弟蓋房子嗎？她說，當然不會。我說這就可以了，大家都會理解，你會盡己所能幫弟弟，但不會拆了自己的房子幫弟弟蓋房。

訪談中，我更多傳達的是無論因為我們貧窮導致的難堪還是不堪，這是成長過程中每個人都會經歷的，靠著一股勁摸爬闖出來就好了。

時代財經：除此之外還有什么觸動嗎？

艾苓：我有時候也會有被教育的感覺。

一個90后男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上學時，他就經常背著攝像機在校園里走，有時候還翹課去社會上進行采訪，甚至有尋找抗戰老兵采訪。大學畢業時，他進了一個互聯網大廠，但是他一直希望自己做一個時代的記錄者，后來北京一家傳統媒體有工作機會，他放棄了大廠的工作就去了報社。

在很多人看來，這是“逆行”，畢竟互聯網大廠資源更多、薪酬更高。他在報社的工作開展得比較吃力，采訪的機會也很少，守在熱線電話值班也找不到存在感，后來找到了一些線人，比如與他的家鄉建立了聯系，會打撈到一些信息，但由于各種原因出稿少。他感到壓力太大，陷入了焦慮與壓抑當中。

他漸漸意識到自己有問題了，就去看了門診，醫生根據他的測試情況，判斷他已經是重度抑郁，重度焦慮。男孩當時沒有吃醫生開的藥，認為自己沒有那么嚴重，只是中度焦慮而已，他很清楚自己為什么焦慮，是作品少、賺錢少導致的。出了診室他就跟自己和解了，告訴自己，他在經歷每個人必然經歷的職業成長期。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再度陷入了焦慮，后來就離開了北京，去了另外一個城市，做新媒體。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他全年大多數時間在出差往外跑，這就是他要的生活，他做到了，焦慮也不治而愈了。

我就覺得他是我的老師，我有種被教育、被激勵的感覺。

《我教過的苦孩子》，作者：艾苓，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出版時間：2022年9月。

留守兒童的傷痛

時代財經：你在書中提到苦孩子們有些是留守兒童，他們的貧困具體由來或許因為家人患病、父母職業不穩定，甚至是父母債務纏身。孩子們與他們的父母相處是怎么樣呢？怎么看待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缺失問題？

艾苓：書里面有些孩子是留守兒童。我發現他們大多在講故事時提到一個留守生活的細節。

每到春節過后開學時，孩子們之間都會比壓歲錢，有的孩子會拿來百元大鈔，說這是父母給的壓歲錢，但有一個孩子不是留守兒童，父母都在身邊，他家里就比別人家窮，他的壓歲錢只有兩塊五。

事實上，那些留守兒童的壓歲錢應該是離開家鄉的父母給孩子在經濟上的一種彌補，彌補不能照顧他們的虧欠。每年春節才回家，做父母的經常帶回很多東西，對孩子出手大方，這是他們與父母的相處方式之一。

走進他們，“留守兒童”不再是概念，變成一個又一個鮮活的個體，還有那些糾纏不清的細節。有的小孩是出生了兩個月，有的是出生8個月就被送回老家給爺爺奶奶帶。

留守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每個人都有很多辛酸，我以一個云南女孩的故事為例子。那女孩子很小的時候，父母就離開了，留下她和哥哥。她與哥哥和爺爺奶奶分別住在家的前后院，吃飯有爺爺奶奶照看，睡覺就回到她和哥哥的院子。她成為留守兒童的第一年，感覺整個世界就剩自己一個人，所以她從來不敢關燈睡覺。

第二年，有一天，她哥哥半夜起來看見她開著燈，把自己的鋪蓋搬過來，鋪在妹妹的身邊。女孩子說感覺到了世界上就剩我和哥哥兩個人。

這個女孩子還跟我講到一個細節，有一天她很盲目地出去走走，自己都沒有意識到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為什么要出去走？但她就這樣走著。突然之間，她打了一個寒戰，吹來一陣風，吹到了她臉上的淚痕，冰涼的眼淚讓她一下子醒過來。她發現自己站在水庫邊上，嚇了一大跳。“我怎么到這里來了，我要干什么？”

從那以后，女孩意識到自己生病了，是心理方面出了問題。留守兒童心理出現問題時向誰去求助？找誰去傾訴？有兩個孩子提到，實在沒有辦法時，老師是傾訴對象，他們還會轉向書刊，想在書刊中找到答案。除此以外，沒人可以指導他們。

這個女孩后來說，她上大學之后學會了自我排解，被大自然治愈了。在外求學路上，也遇到溫暖的陌生人，覺得自己被世界溫柔以待。

但不是所有有心理問題的留守兒童都有這樣的機會被治愈，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像我一個學生說，他小的時候總翻來覆去想“他們為什么要生我？”“為什么要讓我受這些委屈？”“為什么讓我遭遇坎坷？”

留守兒童們能找到答案嗎？只有在他成年以后，在自己也看到了生活艱辛的一面，才能理解父母為什么生下他，又為什么要拋下他。

至于怎么解決？綏化學院有一個活動關注留守兒童的項目，學生與附近農村的留守兒童結伴，通過打電話和寫信，建立成長的伙伴關系，這是一種比較好的方式。至少有人可以聊天、傾訴，以解決一些心理問題。

教育給貧困生帶來機會

時代財經：2000年前后是教育擴招的時間節點，這跨度21年的畢業生，從他們身上能觀察到教育的哪些好處？教育多大程度上幫助這些苦孩子？

艾苓：最大好處是讓一些原來不可能進入大學的學生接受高等教育。

我是1985年考上大學的，1987年畢業，那個時候高考的錄取比例是3%，高等教育還屬于精英教育。在教育資源匱乏下，很多家庭富裕或者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們，全力以赴都考上大學。而家庭貧困的孩子，進大學的機會少一些。等到了2000年之后，高等教育就逐漸成為大眾教育。

考上綏化學院這一類二本院校的往往是在邊遠的省份或中西部縣城和農村的孩子。擴招給他們帶來的好處是提高他們升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可以肯定的說，在我采訪觀察到的21屆畢業生里，有些孩子已經實現小康生活。特別前10年的孩子們，因為他們打拼的時間更長，至少留在黑龍江的這些孩子，都對自己目前的生活比較滿意。

大學教育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敲門磚，他們有機會憑借著本科畢業證，獲得各種考試機會。他們有機會考公務員、編制教師、其他事業單位，甚至去農場。

我采訪的學生中，前10年去農場的比較多。農場是黑龍江農墾局一個政府化、機關化的機構，改制前是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屬于行政機關，下面會有分局和農場。畢業生去農場不是當農民，而是去農場的中小學當老師，或是去農場的機關做行政工作。

時代財經：綏化學院地處東北，近20年來，東北地區人口流出嚴重，經濟也相對走弱。為什么中西部地區縣城和農村會選擇東北院校？教育資源投入是否也不如經濟發達地區？怎么看待教育分配不均的問題？

艾苓：綏化的教育資源投入不如東南沿海或東部的經濟發達地區，這是沒有懸念的。

教育資源投入方面，以各高校招博士為例，很難有博士主動到東北綏化學院這類的二本院校來工作的。

教育投入不均衡，這個問題很很明顯跟當地經濟相關。國家教育法對教育投入有明確規定的，明文規定當地財政收入投入教育的比例以及增長率。

黑龍江一年的財政收入、教育投入與廣東、上海肯定是有一定的差距，而且經濟發達的地方，企業也會參與到高校的科研工作資助、教育資助等等。但黑龍江這樣的大企業也少，參與度也不高，這都是制約問題。

至于同學們沒有選擇東南沿海，按我的觀察應該還是分數的限制，另外還有專業選擇的考慮。像一位云南女生，她是在分數線上有限制，沒有機會在昆明讀自己喜歡的專業，然后就到了東北來讀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另外還有一些原因，例如他們沒有看過雪，報考東北來滿足一下好奇心。

即便貧困也要爭取接受高等教育

時代財經：你在書中還提到，學校里三分之一的學生是貧困學生，一半學生需要靠助學貸款和打工完成學業。你認為，這些孩子們在二本院校接受本科教育是好的選擇嗎？

艾苓：有一種觀點覺得，考不上名牌大學，上大學有意思嗎？你考不上名牌大學，很可能畢業就失業。在這種觀點之下，可能就會覺得還不如讓孩子學點手藝，找工作更好找。

我認為，還是盡可能接受本科教育，哪怕是包括像綏化學院這樣的普通院校。我對我們這樣的二本院校的本科教育還是很有信心的。

2017年起，國家對本科教育進行明確分類，研究型高校和應用型高校。研究型高校主要是那些名校，培養學術研究人才，像雙一流的建設投入，有很大的傾斜。應用型高校主要培養本科以上層次應用型人才，像綏化學院這種新升本科院校明確定位在應用型大學，著眼于就業，進行專業建設。

比如說，以前綏化學院中文系僅僅一個專業——漢語言文學專業，著眼于應用型大學建設后，中文系晉身為文學與傳媒學院，除了設有語言文學師范專業，培養教育的后備力量，還開設了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后來又開了數字出版專業。社會缺什么、應用型大學就提供什么。

此外，接受本科教育的學生，他的職業天花板高一點。

時代財經：你書中提到，80后學生就業更多青睞考公，而90后有更多選擇，可以去創業和做自媒體。隨著自媒體更加發達了，年輕人通過直播帶貨等方式謀生致富。有的年輕人更加認為學習不是唯一的出路，而不重視教育。怎么看待現實中存在這樣的現象？

艾苓：如果誰要是認為學習不是唯一的出路，從這個觀點出發就不重視教育，這是一個短視行為。

看問題不一樣，格局就不一樣。有的人直播帶貨沒什么文化含量，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很快就暴富，成為了網紅。這樣的人很多容易產生一種誤導，覺得為什么要吃那么多苦，投入那么多教育資源去讀大學？

受教育程度不一樣，未來的路是不一樣的。很多人直播帶貨很快的紅起來了，然后很快的就消沉了。但董宇輝直播帶貨為什么持續的時間這么長，就是和他接受的教育有關。

受過教育的人，在哪一條路上走都會走得更遠一些，更扎實一些。我還是想強調一句話，教育永遠是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最好的投資投入，千萬不要因為眼前的一點利益做出短視的選擇。

關鍵詞： 一個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