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財經 作者：王瑩嶺

(資料圖片)

“忙不過來了，招不到工，只能自己熬夜干活，已經連續幾天從早上9點干到凌晨3點了。”2月份復工以來，在康樂村里，一家小規模制衣廠的老板萬晴連續招工了好幾天，都失敗而歸，只能自己硬著頭皮“頂上”。

近期，工廠復工、招工火爆，康鷺片區再次受到廣泛關注。

康鷺片區是廣州最有名的制衣村之一，位于海珠區鳳陽街道，下轄康樂村和鷺江村，這里占地僅約一平方公里，卻有制衣廠和倉儲企業5200多家，聚集了超過30萬制衣行業從業者，95%以上是外來人口，大部分人來自湖北，坊間又稱為“湖北村”。

2022年10月，作為廣州疫情的“震中”，這座服裝生產的“巨型工廠”一度停擺。

如今，這里再度熱鬧起來，道路兩邊，招工的老板熱情攬客，應聘的工人挑挑揀揀。時代財經觀察到，節后因訂單量增大，工人又還沒完全從老家返回廣州，老板往往比工人還多，甚至出現了“工人挑老板”的景象。

在“湖北村”，沒人是永遠的“打工人”。他們往往在年少時就來到了康樂村，從身無一物的制衣工做起，慢慢積累經驗和資本，直到擁有屬于自己的廠房，在康樂一步步站穩腳跟。

這也是許多湖北人在康樂的人生軌跡，十幾年來，他們早已把這里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

招工大街上，老板排排站，工人來回挑，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招工

“去不去！去不去！”2月8日，在招工大街上，看著兩位工人對樣衣感興趣，一位制衣廠老板立刻熱情地招攬她們。

午后兩點，招工大街上來往的工人已比早晨減半，但還有許多一上午都“顆粒無收”的老板站在路邊，繼續招工奮戰。兩位工人面露難色，“這個有點復雜，我不太會做”，老板則立刻說“做吧做吧，我可以教你們”。在首度復工的二月，康樂村制衣廠的老板們對工人的渴求，已經到了“饑不擇食”的地步。

在康樂、鷺江一帶的制衣廠，有著一種特別的用工、招工方式。

康樂村最繁華的“康樂中約南新街”沿途一公里內，是康樂村有名的“招工大街”，每到早上8點，制衣廠的老板或是職業招工人拿著樣衣站在道路兩旁，等待來往的“零工”們挑選。在人流量最大的上午10點左右，應聘的工人們和招工的老板們往往把道路圍得水泄不通，城管只能邊指揮邊用喇叭喊著“招工請靠邊”，以便讓來往車輛通行。

上午10點，招工和應聘的人群把馬路圍得水泄不通，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在這里，“零工”們找到的活往往只夠干一天，每天都要重新“找工作”，工廠每天也要重新招人，因此招工大街上的人從來就不見少。

而在二月份，這樣的招工盛況更加火爆，“招工難”成了每個制衣廠的難題，萬晴和丈夫徐明一起開的“衣來旺”制衣廠也不例外。

萬晴是湖北荊州人，早在2004年18歲時就來到康樂，如今已經37歲了。在制衣廠里，她認識了老鄉徐明，戀愛、結婚、生子。可以說，康樂村容納了他們的整個青春，他們也早已把康樂村當作“第二故鄉”。

在做了多年制衣工后，2019年，他們在康樂村盤下了一家屬于自己的廠子，就開在最火熱的招工大街一旁的巷子里。

開年復工，萬晴接到了新訂單，各個款加起來有300件左右，“雖然不多，但還是做不過來，每年這個時候都難招工，今年工人就更少了，應該要下個月才陸陸續續回來。”

招不到合適的“零工”，廠里只靠四五個長期工在維持，萬晴和徐明也不得不“親自上陣”，連續一個星期，從上午9點一直干到凌晨3點。與緊張的工作節奏相反的是，廠子里時時刻刻播放著輕快的流行歌曲，“在這里做工這么累，大家聽點歌心情好點”，萬晴笑著說，說話時也沒停下手中剪線頭的活。

正在給衣服剪線頭的萬晴，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在康樂二十余年，萬晴和徐明見證著康樂的變遷，而最大的變化就是用工、招工方式的改變。

“從工人求老板，到工人挑老板。”徐明十分感慨地回憶，“我們剛來的時候還沒有零工這種方式，工廠招的都是長工，還會考核技術水平，有人還會送水果、禮品‘走后門’。”

“零工是在2008年才流行起來的”，對于這一點，徐明和“零工”肖磊都十分肯定。肖磊在2005年來到康樂，2008年之前，他都在工廠里做著相對穩定的“長工”。

在 2008 年以前，中國紡織業是以出口銷售為主導的行業。據中紡聯產業經濟研究院，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沖擊，我國紡織出口也出現了萎縮，2009年紡織品服裝出口下降9.65%，為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的最大降幅。

“康樂這里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做出口的，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康樂影響很大，以前常年都有活做，2008年之后就出現了淡季、旺季之分，每年6、7、8月和一些換季的間隙就是淡季。”肖磊回憶道。

在淡季，訂單數量急劇減少，一方面，許多工廠的利潤來源減少，無法負擔長期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為了填充訂單量，一些小工廠接單的種類也由單一垂直變為品種多樣，工人則只能在各個工廠間不斷“跳槽”以挑選自己擅長的工種。

久而久之，就發展成了“老板排排站，工人來回挑”的特殊景觀。最近，為了吸引來往的工人，除了舉著樣衣，有的老板還舉著一塊塊紙板，寫著“高價”“量大”“簡單”“半成品”等字樣；還有老板拿著整件襯衫樣衣招工不成，就把手中的樣衣換成兩片零部件接著招工，“這樣顯得更簡單”。

制衣廠老板舉著“簡單半成品”來吸引來往的工人，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對于肖磊這樣熟練的“零工”來說，他們根本不會受到字牌的干擾，一件衣服劃不劃算？一天能掙多少錢？翻看兩眼樣衣就能得出答案。肖磊擅長做“四線”工序，“這件T恤只用打兩條邊，挺簡單的，9毛一件挺劃算，一天15個小時下來做個800件沒問題，能拿700多塊錢。”看著一件被好幾個工人圍住的樣衣，短短幾秒，肖磊就作出了這樣的計算，但是還沒等他考慮好，這份工作已經被其他人率先搶到。

“他們眼睛很尖的，稍微有點賺頭的一下就能看出來。”肖磊說，這種“劃算”的衣服在工人之間十分搶手，但如果遇不到劃算的，他們寧愿休息一天也不想硬著頭皮干，“一個小時至少要有30塊才值得干，所以雖然路邊的老板很多，我也不是每天都能碰到合適的。”

入局與退場

除了自由、高薪的特殊用工模式，康樂村還有一點吸引著人們——在這里，沒有人是永遠的“打工人”。

十幾歲時，萬晴和徐明就在同一個廠里工作，他們不常到招工大街上找短期零工做，而是穩定在一家工廠里做長期工。與自由隨性的“零工”不同，長期工包吃住、收入也更加穩定，但缺點是不能只挑自己擅長的活，“長期工在廠里什么工序、種類都要會做，一開始遇到不擅長的肯定會做得慢、賺得少，所以有很多人不愿意做長期工。”萬晴說道。但恰恰是當初的堅持，她和徐明才得以積累了各個工序和種類的經驗。

“做這行久了，對衣服的每個工序都很熟悉了，就想自己創業拼一把。”2019年，萬晴夫妻倆下決心盤下了一間廠房。與其說是廠房，不如說是“作坊”，在一棟不起眼的城中村六層樓房里，藏著六七家這樣的作坊，萬晴的廠就開在二樓，有180平米，最多的時候能容納十五個工人左右。

萬晴和徐明的制衣廠，開在城中村小樓里，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在康樂，這樣的廠房規模不算大，但是對萬晴和徐明來說，這已經足夠讓他們在這里找到一份歸屬感。為了盤下這間廠房，他們花光了10萬元積蓄，又東拼西湊了20萬，才算在康樂站穩了腳跟。

在康樂村，有許多人的人生軌跡和萬晴、徐明類似。他們往往在年少時就被熟人、老鄉帶來康樂做制衣學徒，在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資本后開始開設自己的制衣廠，實現從制衣工到制衣廠老板的身份跨越。

其中就有熊浩，只不過，如今的他卻選擇退場。

在康樂村內，有不少張貼工廠轉讓告示的小門面，墻上常年密密麻麻地貼著格式統一的轉讓告示，清晰地寫著廠房位置、面積、配套機器、轉讓費、聯系人電話。這樣的轉讓信息比往年更多了。

門面里密密麻麻已經貼不下，新的告示只能貼在路邊的外墻上，時代財經王瑩嶺攝影

2月8日下午，熊浩張貼好轉讓告示后，把電動車停在路邊，坐在車上，反復搭訕來往的人，“要買廠不？”

熊浩的制衣廠開了八年，這次專程從湖北荊州老家返回廣州就是為了賣廠，“去年虧了將近30萬，如果今年要開工的話還要再投入10萬塊錢，身上還背著貸款，壓力真的很大”，熊浩無奈地說道。

熊浩說，康樂的廠子比起周邊的其他城中村，有著很高的“進場費”。八年前，熊浩為了盤下這個200平米的廠子，投入了52萬元，除去設備翻新的費用，有44萬元都是“進場費”。這次，熊浩打算以40萬的價格把廠子轉讓出去，希望能填補去年的虧空。

“今年轉讓廠子的人挺多，但因為疫情調整，很多人看到了希望，打算買廠子的人也很多。”即便如此，熊浩還是堅定要賣廠，“這幾年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了。”

談到自己從制衣工轉變為老板后的壓力，熊浩給時代財經算了一筆賬，“制衣工人不會虧錢，只是賺多賺少的問題，生意好的時候夫妻倆一個月能賺3萬塊，不好的時候也能賺1萬塊。但老板不同，每個月要有大幾萬的開支，如果接不到20萬以上的加工訂單，就會虧，要接到40萬以上的訂單才有得賺。”

剛開廠的頭幾年，熊浩一年能接到二三百萬的加工訂單，凈賺五六十萬，但去年每個月只有五六萬的加工訂單，一年就虧損了近30萬。

“現在工人的工價越來越貴，但是客戶給的加工費越來越低，消費者越來越追求性價比，一些電商平臺的優惠和降價力度也越來越大，我們制衣廠夾在中間的利潤是一年比一年少。”熊浩說道，“很多工廠還在不斷壓縮自己的利潤來爭取訂單，行業越來越‘內卷’了。”

下午，招工的人潮褪去，工廠老板在路邊改立小黑板“誠尋客戶”，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在康樂村17年，熊浩早已習慣被握手樓框住的狹窄天空，但因為生活壓力，他便不得不選擇離開。

堅守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些年來來去去的人，不計其數。”徐明看到，這些年來有不少人和他們一樣，滿懷希望地入局，也有不少人經營不善，黯然退場。

和熊浩相似，去年一年，萬晴和徐明也虧損了近9萬。

去年10月底，康樂村停工后，萬晴和徐明先是居家隔離，又被轉運到隔離酒店呆了10天，11月中旬，他們直接被送到廣州南站，坐上高鐵回家，“連行李都沒來得及收拾，回老家的時候已經入冬了，我們還穿著拖鞋和短袖。”

從11月回湖北老家直到2月復工，這是這些年來萬晴在老家呆得最久的一次，“將近半年沒開工，房租還要9000元一個月，都快要交不起房租了。”

萬晴的制衣廠里，只有寥寥幾個工人，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今年開年返回廣州之前，萬晴又找老家親戚借了10萬元，堅持要繼續把廠子開下去，“前面都投入了這么多，以后肯定會越來越好，現在放棄太可惜了。”

事實上，萬晴和徐明兩人開廠的前兩年，每年大約能凈賺10萬元左右，而他們在做制衣工時，夫妻倆能掙近9萬，“我這個老板當的，有時候和廠里的工人掙的差不多，我們的房租、人工開銷很大，談不上賺錢，日子能過下去就不錯了，每個月還要寄回2000元給留在老家的女兒。”這幾年來，萬晴兩人全靠硬撐，“一想到欠的債還沒還清就又要借錢，我就頭疼得睡不著，做老板真的是心胸要寬、心態要好。”萬晴無奈地笑笑。

這次回家，萬晴不止一次被親戚勸說留在老家，“我也想留在老家、陪在女兒身邊，但是我們生活壓力這么大，我又沒讀什么書，只學了做衣服的手藝，在老家只能拿兩三千。”

離家多年，女兒是萬晴最大的牽掛，不能陪伴女兒成長也是她最大的心結。萬晴的女兒今年15歲，在老家讀初三。2008年，女兒出生后，萬晴曾請自己的媽媽來康樂村幫忙照顧，但上小學后，萬晴又不得不把女兒送回了老家，交給孩子奶奶照顧，“在這邊沒有戶籍，以后還是要在湖北升學、高考，如果不在湖北上學就跟不上進度了。”

每年，萬晴和女兒的交流就只有偶爾視頻通話的寥寥幾語，和過年回家的短暫陪伴，“每年剛回去時，她面對我們很生疏，不讓我們進她房間，說實話心里挺難受的，好不容易呆了幾天和她親了，愿意和我們聊天了，但是又要回廣州了。”這樣的煎熬，萬晴每年都要重復一次。

“她小的時候，每次我們出門回廣州，都會拉著我們，問我們為什么要出去打工，還說‘是不是我考上博士了你就不用出去打工了’。”萬晴聽著女兒的話，哭笑不得，又心疼不已。事實上，她并不苛求女兒真的能考上博士，“我只希望她能考上個大學，以后找一個朝九晚五的工作，能和丈夫、孩子一起生活在城市里，不用像我們一樣每天工作15個小時，也不用承受和孩子的分離之苦。”萬晴十分怕女兒重走她的老路，相應的人生軌跡又在下一代身上循環。

“現在還不能回老家。”萬晴又堅定地說，仿佛是在說服自己，“女兒平時學習、上補習班的開銷就不小，以后還要攢錢供她讀大學、結婚、買房，現在還不是停下來的時候。”在萬晴看來，離開女兒，是初中就輟學的她能給女兒的最好的生活。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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