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姚逸（化名）忙著適應新工作。他本是杭州一家便利蜂的店長，春節后卻失了業。

“2022年年底，便利蜂要求我換簽到第三方公司。”考慮到換簽后，自己就不再是便利蜂的正式員工，原本的“五險一金”也跟著沒了，姚逸不接受這一方案。協商無果，他拿到了便利蜂發出的一紙《解約通知書》。

姚逸遇到的情況并非個案。近期，銀柿財經實地探訪杭州數家便利蜂門店，多位店長均反饋稱，2022年公司進行“改革”，截至年底，所有店長都改與第三方簽訂勞動合同。便利蜂北京總部某招聘經理稱，現在北京門店店長簽的也是第三方公司。對此，銀柿財經向便利蜂發去采訪提綱詢問，溝通數次后對方表示“暫不回復”。

(資料圖)

“鼎盛時期，杭州共有100多家門店，現在大概還剩40多家。”走訪中，多位店長還向銀柿財經透露這一數據。這家以算法聞名的連鎖便利店，曾有著“到2023年全國門店數達到1萬家”的雄心壯志。但從現狀來看，擴店進行得并非一帆風順。巨大的經營壓力之下，降本增效的舉措“卷”向了店長。

勞動合同改簽到福建易博

姚逸稱，自己于2020年入職便利蜂杭州門店，當時是和浙江便利蜂商貿有限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不到三年的時間里，他通過努力，從店員升為店長。但就在2022年年底，戰區經理突然約他，“談談工作的事”。

“他開門見山就說要求變更勞動合同，要我換簽到第三方公司，之后‘五險一金’就要自己繳納了，但沒有給我理由。”姚逸認識杭州大部分門店的店長，打聽之下才知道，杭州地區2022年陸續有店長收到類似通知，自己屬于被通知的“最后一批”。

姚逸選擇了“抗爭”。“對‘不給繳納五險一金’這一點，我很介意。”他指出，便利蜂通宵營業，夜班從19時持續到次日7時，長此以往對身體多少有些影響，疾病風險也會增加。因此，姚逸向便利蜂表明了不同意換簽的態度。2023年春節過后，他發現，自己無法在辦公軟件上打卡，公司方面給他郵寄了一封《解除勞動關系通知書》。

姚逸向銀柿財經出示了該《通知書》。其中寫明，“因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協商，未能達成協議”，公司因此與姚逸解除勞動合同。通知右下方還蓋有浙江便利蜂商貿有限公司公章。

姚逸事后回想，員工換簽并非毫無征兆。“在店長之前，便利蜂和普通店員簽約的就是第三方公司，只不過現在完全覆蓋到店長了。”姚逸說，如果店里缺人，作為店長就得頂上，連續上班是家常便飯，“現在便利蜂的做法，讓店長這一職位變得無足輕重了”。

在銀柿財經的探訪中，杭州區域的多名店長確認，“便利蜂把店長換簽第三方公司，且未給店長、店員繳納‘五險一金’”這一消息屬實。

“從去年開始，杭州門店進行‘改革’，和便利蜂簽約的店長直接換簽第三方公司。所有員工都是這樣的。”杭州某便利蜂門店的店長李曄（化名）稱。李曄展示了自己最近的工資明細表，其中社保部分，公司繳費為“0”。不過他說，也有很多店長對這個“0”沒那么“較真”，均同意與第三方公司簽約，“有份工作，至少不用為生計犯愁”。

根據多方提供的勞動合同，銀柿財經留意到，改簽后的第三方公司為“福建易博企業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福建易博”）。

企查查顯示，福建易博成立于2018年，注冊資本1000萬元，所屬行業為商務服務業，經營范圍包括企業總部管理、法律信息咨詢服務、人才中介服務等。另外，股權穿透圖顯示，這家公司控股股東為慈溪井然企業管理有限公司，和便利蜂之間并無直接關聯。

銀柿財經留意到，福建易博訴訟“纏身”，涉及46項司法案件，且多為追索勞動報酬案由。個人糾紛之外，還有不少餐飲、旅游、保險等行業的公司和福建易博打官司。

3月23日上午，銀柿財經致電福建易博，詢問其與便利蜂的關系、繳納社保情況等問題，對方表示，“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降低管理成本”

那么，合同主體變更為第三方，究竟會給店長們帶來什么影響？便利蜂又是因何做出這一動作？

“第三方用工也分勞務派遣和勞務外包。”浙江曉德律師事務所主任陳文明解釋，勞務派遣指的是第三方公司員工被派遣至用人單位，而勞務外包則指的是用人單位將部分業務或職能工作內容發包給相關機構。

“上面提到的兩種用工方式，共同點是用人單位都不和勞動者簽訂合同。”陳文明還補充，倘若發生侵害勞動者權益的行為，若是勞務派遣，用工方可能需承擔相應的責任；而如果是勞務外包，用工方一般不會承擔責任。

銀柿財經聯系多位店長，希望對方能提供具體勞動合同，但請求均被對方婉拒。

陳文明介紹，為了規避相關的勞資糾紛，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都會采用和第三方公司合作的方式，讓基層人員與第三方公司簽約，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則不具備直接的勞動關系。

他多次強調，即便勞動者不是和用人單位直接簽約，勞務派遣單位或者勞務外包承包單位也應當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否則就違反了《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

“打個比方，如果你是便利蜂的正式員工，一些過節福利之類的，你都能享有，便利蜂閉店了，得向你支付經濟補償金；但如果你和第三方公司簽約，這些都是沒有的。”一位負責公司招聘的HR解釋稱。

“在零售商超行業，一線員工與第三方簽合同的現象其實是比較常見的。”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江瀚曾調研過便利店行業市場，他表示，這個行業里的員工流動性高，不少企業都會讓員工與第三方公司簽約，目的就是降低管理成本。

上海某便利店前負責人曾女士也向銀柿財經坦言，便利店行業一線員工多，工資發放、社保、勞動糾紛等處理需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普通店員大部分都是年輕人，流動性強，做一陣子發現不及預期或者晉升無望，就會辭職，所以需要第三方公司。但她表示，培養一名店長不容易，出于留人考慮，一般情況下不太會和店長簽第三方合同，“便利蜂這么做，可能和他們是依托算法運行的公司有關”。

算法驅動與“冬眠計劃”

算法，一直是便利蜂最引以為傲的“資本”。

在銀柿財經探訪過程中，發現幾家門店的店員始終手持PDA（個人手持助理），一會兒沖到貨架前將盒飯擺放整齊，一會兒忙著給顧客結算。店內還有專門拍貨架陳列照片的機器人。這些是屬于便利蜂的獨特風景。

杭州地區門店眼下正在沖刺銷售額。李曄介紹，春節后便利蜂生意不太好，于是各家門店都在進行促銷活動，部分商品打折力度很大。

同時有多位店員反饋，目前杭州地區大部分被關閉的門店至今還未復業。據姚逸回憶，自己離職之前，其實已經感受到了便利蜂的經營壓力，門店數量的減少就很能說明問題。

但對于關店等傳言，有幾家門店的店長又聲稱，近期便利蜂拿到一筆上億元的融資，馬上就要在杭州開新店了。銀柿財經多方詢問，始終無法證實該消息的真實性。

資料顯示，便利蜂成立于2016年11月。其創始人莊辰超認為，便利店的生意模型可以由算法驅動，實現降本增效。在2020年某訪談節目中，他曾以北京便利店為例表示，“當便利店不夠數字化的時候，它的經營效率就不夠高，成本太高，收益不夠”。

同花順iFinD搜索顯示，2017年年初，便利蜂獲得A輪融資；2018年獲得來自騰訊投資和高瓴的B輪融資2.56億美元，投后估值達16億美元，直接躋身獨角獸行列。

憑借融資，便利蜂開啟了瘋狂擴張。根據中國連鎖經營協會發布的數據，2020年底，便利蜂的門店數達到2000家，比2019年統計時的602家增長到了3倍還要多。

但算法也遭遇了力有不逮的時候。2020年疫情暴發后，便利蜂“慢”了下來。2022年初，便利蜂內部提出“冬眠計劃”，部分門店暫時“靜默”關店。而便利蜂的最后一筆融資，停留在了2020年5月的數億美元C輪融資。

從市場來看，2020年之后，我國便利店行業熱度也下降了。IT桔子數據庫顯示，2021年便利店行業僅發生融資事件兩起，融資金額22.5億元。另外，投資界VC情報局數據統計顯示，在批發零售行業2023年的50起融資事件里，也少見便利店的身影。

“便利蜂采用的是直營模式，意味著總部要承擔門店所有支出的投入，這就要求它具有強大的募集資金的能力。”業內人士分析，不容忽視的是，目前經濟環境之下，資本出手也日趨謹慎。

在江瀚看來，零售商超市場競爭激烈，這就需要企業不斷改變自己的商業模式。“讓自己的店長換簽第三方公司，可能說明此前直接簽約的方式不適應市場需要，要在經濟大環境下作出調整。”他最后表示，至于這一調整對公司的發展能起到多大效果，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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