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資料圖】

我最早知道的“少即是多”是在價值投資領域。在價值投資領域，“少即是多”意味著集中投資，即投資的質量勝過投資的數(shù)量。集中投資又意味著投資的公司可能只有10家，而不是100家。因為好公司很難得，所以要集中投資在少數(shù)幾個公司上。有意思的是，決策心理學大師、德國柏林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所長格爾德·吉仁澤在他的長期研究中，竟然將“少即是多”發(fā)展成為一門科學。在吉仁澤看來，“少即是多”就是，在某些情況下，時間、信息或選項越少越好，但并不是說少一定就好。

吉仁澤的思想分別體現(xiàn)在經驗法則和少即是多。吉仁澤認為，復雜方法適合解釋過去，簡單法則適合預測未來。多數(shù)情況下，簡單法則的速度更快，所需信息更少，也更精確。很多時候，簡單啟發(fā)式（直覺）能讓我們在無知狀態(tài)下找到滿意答案。吉仁澤曾讓美國和德國的學生猜圣地亞哥和圣安東尼奧哪個城市更大，結果美國學生不如德國學生猜得準，因為德國學生對美國的城市缺乏了解，完全從城市知名度出發(fā)選擇（聽說過哪個就選哪個），美國學生則知道較多，就去推演思考，反而效果不好。這種所謂的“再認啟發(fā)式”策略，非常簡單，哪個眼熟選哪個，竟然在多數(shù)情況下都是正確的。

吉仁澤精準地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規(guī)律。他概括道，當再認效度大于知識效度時，“少即是多”現(xiàn)象就會發(fā)生。這就是吉仁澤所謂的“從無知中獲益”。生命體似乎天生有著按照再認啟發(fā)式行動的傾向。野生鼠不需要學習就更喜歡能夠再認的食物，而不是新異的食物。如果一種選擇有危及生命的后果，那么不得不學習再認啟發(fā)式的生命體也許在其學會這種啟發(fā)式之前就已經死于非命了。雌性黃蜂利用在巢穴中學會識別氣味，再認來推斷另一只黃蜂是否屬于同胞姐妹。有人將剛剛產生的蜂王轉移到另一個巢穴中來捉弄它，以考驗這種機制的通用性，結果發(fā)現(xiàn)蜂王仍然能夠學會識別同巢黃蜂的氣味。

■ 得到驗證的少即是多

當吉仁澤將“少即是多”引入商業(yè)領域時，他舉了一個布魯克維爾酒店的案例，說明“少即是多”的基本思想。布魯克維爾酒店開創(chuàng)了一個先例——零選擇晚餐。紐約推崇“選擇越多越好”，所以它的菜單就像百科全書，并沒有提供實用的點餐指南，在這一點上，布魯克維爾的酒店與它恰好相反。布魯克維爾酒店的菜單上根本沒有可供選擇的食品，上面只有一項套餐，而且每天都一樣：半鍋炸雞，配土豆泥、奶油玉米、發(fā)酵粉餅和家庭式冰激凌。盡管如此，用餐的人來自四面八方，為不用做決定而感到高興。酒店對顧客的糾結了然于心，知道如何為他們準備唯一的晚餐，而且做得非常好吃。

實際上，“選擇越多越好”的觀點在菜單界十分盛行，它同時還成為一些官僚主義和商業(yè)的利器。在20世紀70年代，斯坦福大學制定了兩項投資股票和基金的退休計劃。大約在1980年，又增加了一項，幾年后，增加到5項。到2001年，他們已經有了157種選擇。157種選擇，真的比5種好嗎？選擇是好事，選擇越多越好，這是全世界商業(yè)的信條。一條理性的選擇理論認為，人們會衡量每一種選擇的成本與收益，然后選擇他們最喜歡的一種。選擇越多，就越可能做出最好的選擇，越能讓顧客滿意。可是，人類的大腦并不是這樣運行的，人類的大腦能消化的信息是有限的，這個限制就好比短期記憶能力，那個神奇的數(shù)字是7，上下浮動誤差2。

如果說，并不是選擇越多就越好，那么，選擇多了，有壞處嗎？吉仁澤舉加州門羅公園的德爾格超市的案例。德爾格超市是一家以食品種類眾多而聞名的雜貨店，出售大約75種橄欖油，250種芥菜和300多種果醬。心理學家在店內設了一個試用攤位。桌上有時放6種果醬，有時放24種果醬。哪種情況顧客更可能會停下來？60%的顧客會在選擇更多時停下來，40%的顧客會在選擇較少的停下來。什么時候顧客真正會買這些果醬？觀察表明，在有著24種選擇的情況下，只有3%的顧客會買一兩種果醬。然而，只有6種果醬時，30%的顧客會買。當選擇有限時，購買產品的顧客是選擇更多時的10倍之多。消費者容易被紛繁的品種吸引，可是更多的人會在選擇較少時購買。

因此，選擇范圍有限也是好事。寶潔公司將海飛絲洗發(fā)水的品種從26種減少到15種，其銷量增加了10%。與德爾格的運營方式迥異，全球連鎖超市阿爾迪就奉行簡單原則：少量散裝產品，價格便宜，對服務的需求也不多。而其產品的質量也為人稱道，且全程在監(jiān)控之中。選擇的范圍小，顧客決策時就不用糾結，根據(jù)《福布斯》估計，阿爾迪超市擁有者阿爾布雷克特兄弟的財富僅次于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

■ 簡單的1/N經驗法則

1990年，哈里·馬科維茨憑借其開創(chuàng)性的資產最優(yōu)配置方案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解決了每一個進行養(yǎng)老儲蓄和想要在股市賺錢的人都會面對的一個重要投資問題。馬科維茨的研究向我們表明，有一種最優(yōu)的投資組合，能使回報最大化，風險最小化。也就是，在風險一定時，使收益 ( 均值 )最大化；在收益一定時，使風險 ( 方差 ) 最小化。這就是均值-方差投資模型。很多銀行都采用這個模型或其他類似的投資方法，并提醒客戶不要憑自己的直覺投資。但是，當馬科維茨退休后自己做投資時，并沒有使用讓他獲得諾貝爾獎的那個模型，而是采用了簡單的經驗法則，我們稱之為“1/N法則”——把錢平均分成N份，分別投資不同的股票。

一般人會憑直覺遵循這樣的法則——均等投資。研究發(fā)現(xiàn)，有一半的人遵循著這樣的法則，如果只有兩種選擇，就將錢五五分，而大多數(shù)有三四種選擇的人也會將錢均等分開。最近的一項研究針對7個投資項目對比了最優(yōu)資產分配原則和1/N原則。資金大多是股票組合。其中有一個項目是，一方面將某人的資金分配在10只股票上，并追蹤其標準普爾500指數(shù)的變化，另一方面是將資金平均分配到10只美國工業(yè)股票中。結果表明，沒有一種最優(yōu)化理論能勝過簡單的1/N原則。

為什么就信息和計算而言少即是多？要了解這點，首先要明白那些復雜的策略是如何根據(jù)現(xiàn)有的數(shù)據(jù)進行計算的，比如之前的工業(yè)股票。將數(shù)據(jù)分為兩類，一是可用于預測將來的有用信息，二是不可預測將來的武斷信息或錯誤信息。由于將來是未知的，所以幾乎不可能區(qū)分這兩種信息。因此，運用復雜的策略往往無法排除一些武斷信息。然而，1/N法則也并非任何時候都勝過最優(yōu)策略。如果有長期積累的數(shù)據(jù)，那么復雜的策略會起到最大作用。比如，將某人的資產分成50份，復雜的策略需要500年才能最終勝過1/N法則。相比之下，簡單的法則徹底拋開以前的信息，恰好避開了之前的錯誤數(shù)據(jù)。它靠的是平均分配的多元化智慧。

■ 凡事盡可能地簡化

有一個數(shù)學理論解釋了為什么以及何時簡單的方法會更有效，該理論就是“偏差-方差困境”。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話來描述就是：“凡事都應該盡可能地簡化，但不能過于簡單。”然而，要簡化到什么程度，取決于三個方面：

第一，不確定性越高，越應該簡化；不確定性越低，越應該復雜化。股市是無法預測的，因為其不確定性很高，這時就應該使用像1/N法則這樣簡單的方法。

第二，可選方案很多，越應該簡化；可選方案很少，越應該復雜化。這是因為復雜的方法需要評估多個風險因素，可選方案越多意味著需要評估的因素越多，這會導致更多的估計失誤。相比之下，1/N法則不會受到更多可選方案的影響，因為它不需要根據(jù)以往的數(shù)據(jù)進行估算。

第三，歷史數(shù)據(jù)越多，越應該使用復雜方法，這就是如果擁有500年的數(shù)據(jù)，馬科維茨模型就會成功的原因。不同的因素會共同發(fā)生作用：如果只有25個可選方案而非50個，那么僅需要250年的股票數(shù)據(jù)。

有了這三個依據(jù)，我們就可以開始了解何時應該簡化，以及要簡化到什么程度了。愛因斯坦法則讓我們意識到，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少即是多。

在我們文化中，“少即是多”與以下信念相矛盾：信息往往越多越好；選擇往往越多越好。這兩種信念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而且，很明顯，很少有人明確地說到它們。經濟學家列舉出一種例外情況，當信息要收費的時候：信息越多越好，除非進一步獲取信息的成本超過了預期收益。

然而，吉仁澤的觀點更為激進。他認為，即便信息是免費的，也會存在信息泛濫造成危害的情況。錢，并不是越多越好。時間，也不是越多越好。更多的業(yè)內知識，可以作為后見之明，用于分析之前的市場，但卻不能用來分析未來的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少″確實是“多”：

①適當?shù)臒o知。直覺可勝過大量的知識和信息。

②無意識運動技能。直覺是基于一種無意識技能，而過度思考就會阻礙這種技能的實施。

③認知限制。如果沒有認知限制，我們就不能像現(xiàn)在這么睿智干練。

④自由選擇矛盾。擁有的選擇越多，就越容易陷入矛盾，進而越難對比那些選項。產品和選擇越多，到了一定程度，會同時對買家和賣家造成傷害。

⑤簡單的好處，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簡單的經驗法則能和復雜的規(guī)則一樣預測出復雜的現(xiàn)象，甚至能比復雜規(guī)則做得更好。

⑥信息成本。醫(yī)院的醫(yī)生若提取太多的信息會對病人造成傷害。同樣，在工作和處理人際關系時，過分好奇容易破壞別人對你的信任。

■ 最省力法則演繹少即是多

意大利經濟學家維弗雷多·帕累托在1897年進行經濟學研究時，偶然注意到19世紀英國人財富和收益的模式。在調查取樣中，他發(fā)現(xiàn)大部分所得和財富流向了少數(shù)人手里。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不平衡的模式經常重復出現(xiàn)。不管是早期的英國，還是與他同時代的其他國家，或者更早期的資料，他發(fā)現(xiàn)相同的模式一再出現(xiàn)，而且有數(shù)學上的準確度。

于是，帕累托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如果20%的人口享有80%的財富，那么就可以預測，其中10%的人擁有約65%的財富，而50%的財富是由5%的人所擁有。在這里，重點不僅僅是百分比，而在于一項事實：財富在人口的分配中是不平衡的，這是可預測的事實。因此，80/20成了這種不平衡的簡稱，不管結果是不是恰好80/20(就統(tǒng)計來說，精確的80/20關系不太可能出現(xiàn))，習慣上，80/20是討論的是頂端的20%，而非底部的20%。

帕累托法則主張，以一個小的誘因、投入和努力，通常可以產生大的結果、產出或酬勞。就字面意義而言，這一法則是說你所完成的工作80%的成果，來自你所付出的20%。在原因和結果、投入和產出，以及努力和報酬之間，本來就是不平衡的。帕累托法則的關系，為這個不平衡現(xiàn)象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指標：典型的模式會顯示，80%的產出來自20%的投入；80%的結果歸結于20%的起因；80%的成績歸功于20%的努力。

帕累托法則在商業(yè)世界和人們日常工作中無處不在。20%的產品和20%的客戶涵蓋了80%的營業(yè)額；20%的產品和顧客通常占該企業(yè)80%的獲利；20%的罪犯施行了所有罪行的80%；20%的汽車狂人引起80%的交通事故；20%的地毯面積可能有80%的磨損；世界上80%的能源是由15%的人口所耗盡的；世界財富的80%為25%的人所擁有……這就表明了，少數(shù)造成了重大的影響，而多數(shù)只造成了少許的影響。

語言學家喬治·齊普夫在1949年發(fā)現(xiàn)了“最省力法則”，這是對帕累托法則的重新發(fā)現(xiàn)與闡釋：資源總是會自我調整，以求將工作量減少，而大約20%~30%的資源，與70%~80%的資源活動有關。齊普夫利用語言說明這種一致且重復出現(xiàn)的不平衡現(xiàn)象。在自然語言里，一個單詞出現(xiàn)的頻率與它在頻率表里的排序成反比。例如，在英語的 Brown 語料庫中，“the”、“of”、“and”是出現(xiàn)頻率最高、排序 1、2、3 的單詞，分別占整個語料庫100萬個單詞數(shù)的 7%、3.6%、2.9%。排序第2位“of”的頻率大約是第1位“the”的1/2，第3位“and”是其 1/3。以此類推，排序第n單詞的頻率是最常見頻率的1/n。最簡單的齊普夫定律排序遵從一次反比即 1/f 關系。齊普夫定律是一種典型的冪律分布，更確切說是帕累托分布的特例。

■ “少數(shù)派”主導的地位

納西姆·塔勒布對吉仁澤的“少即是多”做出響應。他在《非對稱風險》中討論了“頑固少數(shù)派”的主導地位。在任何一個群體中，只要有3%~4%永不妥協(xié)的少數(shù)派，他們就會全身心地投入“風險共擔”，捍衛(wèi)自己的切身利益，最終，整個群體的人都會服從于少數(shù)派的偏好和選擇。少數(shù)派主導現(xiàn)象的發(fā)生只要滿足幾個條件即可：一是永不妥協(xié)。頑固而不寬容是少數(shù)派制勝法寶之一。通過決不妥協(xié)，少數(shù)派的美德成為全社會的美德。二是平均分散。頑固的少數(shù)派不是生活在特定區(qū)域，而是平均分散在人群里。如果平均分散在人群中，少數(shù)派主導現(xiàn)象就會發(fā)生。

現(xiàn)實世界中，都有少數(shù)派主導規(guī)則存在。塔勒布稱少數(shù)派主導現(xiàn)象為“非對稱現(xiàn)象之母”。猶太人在美國只占總人口的0.3%，全美的飲料幾乎都符合猶太教儀軌；花生過敏的只是少數(shù)人，但是學校和飛機上都不提供花生醬；英國穆斯林數(shù)量只有總人口數(shù)的3%～4%，但是市場上清真食品的比例卻很高，南非也是如此；少數(shù)人只會開自動擋，結果所有汽車都支持自動擋；講英語的人不會講其他語言，結果大家都講英語；由于少數(shù)派的存在，轉基因食品不會大面積傳播，有機食物成為主流。這里還有一個更有趣的現(xiàn)象，基因遵循多數(shù)派主導規(guī)則，語言遵循少數(shù)派主導原則。比如，中東地區(qū)有過多次外族入群，結果這些入侵者的語言留下來很多，基因卻不多；諾曼征服只給英國帶去法語，卻沒有帶去多少法國人的基因。

再看看市場。市場不是全體參與者的總和，市場價格變動僅僅是由其中最積極的買方和賣方驅動的。只要其中存在一位固執(zhí)的賣家，僅僅因為他的某個行為，市場價格就能瞬間下跌10%。這種情況經常發(fā)生，而且市場的反應程度與其所受刺激的猛烈程度是不成比例的。全球股市的總市值大約是30萬億美元，但是在2008年，僅僅500億美元的交易，還不到總市值的2%，就導致了全球股票市值下跌了10%，由此給投資者造成了3萬億美元的損失。

統(tǒng)計顯示，人生真正值得深思的事不超過5%，而大多數(shù)人總是報定凡事“三思而后行”的宗旨，輕則患上拖延癥，重則想得越多錯得越多。為什么“不思考”反而比“三思”的效果更好？這是一個十分反直覺的問題。但是，吉仁澤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性的解答。人類的身體內天生就內置了“無意識的智慧”。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這一智慧讓我們瞬間做出決策，事后看來，電光火石之間做出的決策和千思萬慮之后的結果相比非但不美，甚至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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