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伯重的著作《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年）》的增補版在去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5月21日，李教授做客商務印書館涵芬書房名家講座，回顧自己治江南史四十余年的經歷，與讀者分享了他寫作此書的思考與關注點。誠如李教授所言，江南史是一個長盛不衰的課題，江南經濟史又是其中極重要的領域，前輩學者成果累累而不乏創見。對于“明清之際江南經濟是發展還是停滯”的歷史問題，他從人口、生態環境、社會生產力、農業技術等多視角重新審視了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史，并將13-19世紀的江南經濟放在全球經濟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從而對明清江南經濟水平做出了自己的判斷。本文整理自演講速記稿，內容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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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經濟史我們說的江南，就是長江三角洲，包括今天的江蘇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在江南史研究中，江南經濟史是最重要的基礎研究，這也是江南史研究成果最多，而且學界最為重視的領域。為什么江南經濟史會如此重要呢？是因為至少宋代以來江南地區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中國經濟的各種進步在江南表現得最充分，江南在許多方面常常比其他地方都領先一步。以江南作為研究對象，更容易看到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的重要特點。所以，江南經濟史研究，在國際中國史研究中也處于一種特殊的、甚至可以說是中心的位置。國際學術界在中國史研究上提出的一些重要觀點，比如“唐宋變革論”“明清停滯論”，其立論基礎都來自江南研究。“唐宋變革論”“明清停滯論”是日本學者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來的，經西方學者發展，成為重要的指導理論，很多中國學者也接受，直到今天，在國際學術界中還是主流的看法。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理論”“封建社會后期停滯理論”也都是以江南經驗為中心的。我們可以看到，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論述大部分都是講江南，與此有關的雇傭勞動、勞動分工、市場經濟等方面的研究，也是圍繞江南展開的。封建社會后期停滯論也是這樣，這個理論認為地主階級對農民進行殘酷剝削，而江南在經濟上是明清時期中國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明清時期，江南蘇州一府上繳給中央的賦稅比山東一省都要多，所以歷史上都說“江南重賦”，農民受剝削也特別重。許多學者認為這大大阻礙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所以成了大問題。

這些年我們常用一個詞 “內卷”，這是著名歷史學家黃宗智教授提出來的。他提出了一個“江南的農業內卷化”的觀點，認為江南土地就那么多，人口不斷增加，增加的勞動力怎么辦？只好在土地上更加精耕細做，本來一畝土地投入10個勞動力，但是現在人多了，沒有別的事情做，就投入15、20個，產量雖然增加了，但是和投入的勞動力不成比例，勞動的邊際收益在下降，這叫“內卷”，后來他改成“過密”。我跟他討論，說還是“內卷”好一些，因為“內卷”是動態的。此外，還有一種流行的看法是中國“人口壓力論”，在過去也被稱為“人口萬惡論”，認為中國之所以窮、之所以發展不起來，就是因為人太多。這個理論是馬爾薩斯提出來的。大部分西方學者在二十世紀中后期都講中國人太多，他們的根據就是江南，因為江南的人口確實太稠密了。

這些理論都是以以往的江南研究的結果作為根據，教科書也講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經濟停滯，所以錯過了工業革命等等，這套理論追根問底，還是從江南經濟史的研究結果得出來的。但是這些理論到今天為止還對不對？美國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前所長柏金斯教授在25年前就提出，中國將來前途光明。他在1989年就說道：“18世紀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隨后橫掃歐洲其他部分（包括前蘇聯陣營）和北美，用了250年的時間，才使這些地區實現工業化，提高了今天世界23%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倘若能夠繼續下去，將在四五十年代使得世界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業化世界中”。而他的這段話今天已成為現實。

今天全世界都在談論中國經濟奇跡，而中國經濟奇跡中的奇跡又發生在江南。1978年江南地區的GDP只是443億美元，1992年增加到654億美元。1992年對江南是特殊年份，改革開放給予江南的機遇是從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開始的。1992年以后，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2009年江南的GDP達到8786億美元，如果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江南的GDP將名列世界前十，排名僅略低于名列第九的意大利，高于韓國、墨西哥、西班牙、加拿大、印度尼西亞、土耳其、俄羅斯和前蘇聯集團所有國家。1978-2009年這么幾十年發生了這樣巨大的變化，變化速度比整個中國快得多。

江南的人均GDP也在增加，1978年江南人均GDP1200美元，不到當年法國的八分之一，英國的五分之一，僅為當時歐洲經濟共同體（那時歐盟還沒有成立）中最窮的葡萄牙的二分之一。但是到了2009年，按照匯率計算，江南人均GDP到了11600美元，如果按照實際購買力評價，達到22000美元，相當于當年英國的60%，法國64%，和葡萄牙持平（葡萄牙這時已經是歐盟中中等富裕的國家），大大高于前蘇聯集團中的絕大部分國家和俄羅斯。江南如果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它的經濟規模比俄羅斯大很多，今天起碼是俄羅斯的兩倍。所以江南在這幾十年中的經濟發展，真是“奇跡中的奇跡”。

我們再來看看看江南中心城市的發展。江南最大的城市是上海，上海是中國最大的海港，但是1980年它在全世界排名才160位，而從2006年開始變成世界第一大港，這個排名一直到保持今天。蘇州的工業總產值在2021年突破4萬億元，成為世界第一大制造業城市，高端制造業領跑全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去蘇州時，除了看風景之外，覺得沒有什么好看的，街道破破爛爛，城市里也不繁榮。但是今天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城市，而且主要是高端的工業制造業，不是過去的“大煙囪工業”。

2023年6月25日，上海港洋山港區集裝箱吞吐作業繁忙有序。為什么江南發生的變化會比全國其他地區都更大？一般認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最重要原因有三個：第一個是經濟體制改革，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個是引進外資，改革開放前中國太窮了，要發展經濟，一定要有資本，所以大量引入外資。我記得當時鄧小平同志訪問日本，對日本產業界就說：請你們到中國去投資，因為我們需要現代化。第三，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我們過去在計劃經濟下，經濟管理方式很落后，引進外企，也是通過這個方式學習他們怎么管理現代企業。這三條對江南來說，情況怎么樣呢？江南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得比較晚，1992年才真正開始，這為什么呢？因為江南是中國中央政府主要的財源，不能拿江南做實驗。經濟體制改革最早在廣東和福建進行，當時設立了4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其中深圳是最成功的。中央給深圳特區的優惠政策最早也最多，而且當時廣東的干部思想也非常解放，積極地進行改革。相比之下，國家對江南給的優惠政策很少，特別是財政方面，江南在改革開放以后得到的有利因素比廣東少很多。但是為什么江南經濟發展還是比廣東更好呢？這就是我做經濟史研究最重要的出發點。

著名經濟學家柏金斯教授說：“中國的今天是它過去的延續，或者說是過去的持續。中國在過去二十年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中國的歷史仍然映照著現在。”他認為中國今天為什么能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歷史留下的遺產。剛才說的改革、外資進入、先進技術和管理必不可少，沒有那些就不可能有中國今天的奇跡，但是只有那些，也不可能造就中國的奇跡。

我研究江南經濟史四十多年，就是想了解中國歷史上江南經濟為什么會發展？它的發展模式是什么，道路是什么？這些對今天的發展有什么參考意義？具體的研究，在此無法細說。這里就只說說江南地區的人力資源。

經濟發展必須要資源——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以后，對人力資源要求和過去不同。傳統社會中最需要的人力資源是勞動者的數量和他們的體力，因此中國古代國家很早以前統計所有居民的人丁，制定嚴格的標準。比如唐朝16-60歲叫“丁”，16-18歲叫“半丁”，國家要給“丁”分配田地，叫“授田”， “丁”到60歲，體力不行了，國家就要把田收回去，再給別人。“半丁”則給一半的田地。所以中國古代國家鼓勵增加人口，就是為了增加勞動力，而勞動力最重要的就是靠體力。但是這到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以后不同了。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對人力資源有不同于過去的要求，這些要求是：

第一，工作勤奮。光人多不行，一定要勞動者愿意努力工作，不怕吃苦。我做過知青，農忙的時候很累，工作時間很長，但是農忙一過就沒什么事兒。全世界都一樣。所以工業革命以前的英國是“古老而快樂的英格蘭”，他們一年種一季莊稼，播種之后也不除草和灌溉，到了莊稼成熟收割之后，就沒事了。他們雖然很窮，但空閑時間很多，所以有各種各樣的宗教節日、民間節日、喝酒、唱歌、跳舞，覺得很快樂。和資本主義興起以后所需要的人力資源則大不相同，工人進入工廠一天要干12小時，一個禮拜干6天，重復枯燥的工作。但是這不是靠皮鞭就可以讓人做到的，必須調動人的積極性，讓他自己去做。

第二，重視教育。世界歷史證明：在工業化時代做工作，勞動者必須要多少受過一些教育，哪怕最普通的工人，只有受過一些教育，才能比較容易學新技術。

第三，商業精神。資本主義興起以后，要求每個人都有商業頭腦。你自己要會去算，什么對你有利、什么對你沒利、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還必須具有和市場有關的的知識。

以上是近代資本主義人力資源的三個特點，也是近代市場經濟所需要的三大特點。

剛才說的第一個特點是勤勉，到了16世紀，一些歐洲人開始努力工作，變得更勤奮。經濟史學家德·弗理士發明了“industrious revolution”一詞。這個詞不是“industrial revolution”（工業革命），而是“勤奮革命”或者“勤勉革命”。人們愿意放棄自己閑暇的時間，多工作，為的是多得錢，得到的錢并不只是滿足肉體生存，如果掙更多的錢，就去買一些除了最低生存需要之外的商品，能夠擁有一些比較高端的產品，表示自己社會地位比較高。這是一種普遍的心態。“勤勉革命”最早出現在荷蘭，荷蘭人被認為是歐洲最勤奮的人，之后傳到英國，慢慢傳播到歐美其他地方，造就了歐洲的勤勉革命。

在江南，人們工作非常勤奮。江南的婦女可以紡織世界上最好的布，她們五六歲開始學紡紗，十歲學織布，到十二三歲就能夠獨立操作。所以江南的婦女可能是當時全世界最勤奮的婦女。一些記載說，清代上海有很多丈夫是靠妻子養活的，因為妻子在家里紡紗織布，她們織布又快又好，可以賣到英國去，成為家里的主要經濟來源。因為經濟地位比較高，婦女在家里可以說了算。我說這并不奇怪，因為早在清朝，江南婦女因為是家里重要的經濟來源，當然她的地位就比較高。

當然江南的男子也很勤奮，而且也善于學習。明朝時候有一個江南地方官周忱說，天下老百姓，離開家鄉就活不了了，只有蘇州、松江這邊的人，離開了家鄉到哪什么都能干。明朝末年文學家張瀚說，天下都知道蘇州人做得衣服好，而且是越做越好，即使每天織的東西只幾寸，但是比別人做的幾丈都要貴得多。這樣的勞動，可是比農業收入要高得多。到了清朝也是這樣，江南人巧，善于學習。鴉片戰爭以后，五口通商，英國人還直接占領了香港，但是中國現代工業最成功的地方上海。當時西方說上海的工人素質是全世界最好的，因為新的技術一學就會。上海的民族資本興起以后，中國工廠就可以仿造歐美的產品，而且造得很好，比歐美產品更便宜。上海就成了后來中國近代工業的主要基地。

乾隆年間，徐揚繪《姑蘇繁華圖》（部分）。柏金斯說“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主要特點是高度重視正規教育”。正規教育就是學校教育，這個大家都清楚，今天中國這么重視教育就是傳統。各個民族都有它崇拜的對象，只有中國崇拜的是一個老師——孔夫子，就是重視教育。大家可能以為，過去的教育不是有錢人才讀書嗎？其實不是。教育分成兩種——精英教育和大眾教育，大眾教育是為了使普通人能夠處理日常工作了，而精英教育就是為了有志于做官的人考科舉。大眾教育把識字作為一個主要內容，而中國教育的普及程度很高，美國亞洲學會主席羅友枝估計清代中國識字率，男子為30-45%，女子為2-10%。還有的學者估計，19世紀初期，廣東農村男子識字率為40-50%，廣州城則達到80-90%。大家說這不是很低嗎？但如果放在今天的發展中國家來看，也已經不低了。當然，中國各地差距太大，剛才說了廣東，中國第一次用近代方式進行的識字率調查是1911年港英當局在香港新界地區進行的調查。當時的新界是農村地區，根據這個調查，新界北區男子識字率是42-65%，南區是51-60%。但是中國其他地方情況就不同了，毛澤東1930年做了有名的尋烏調查，贛南窮困的尋烏縣，識字率達到40%，其中女子幾乎不識字，如果這40%都是男子的話，那就很高了，可能接近80%了。但是在西北，紅軍長征到了延安之后，建立了陜甘寧邊區政府，當時毛主席過去的老師徐特立做邊區政府教育部長，他說陜甘寧邊區文盲達98%。所以中國各個地方差別非常大，這也是使得中國各個地方人力資源非常不同的一個方面。說到江南，我們沒有明確的調查數字，但是從記載來看，大家可以看看明清時候江南教育怎樣。明代初期，江南的人都知道教孩子讀書，農村的農民只要有口飯吃，都知道教子讀書。所以蘇州即便是偏僻農村，都找老師來教學生。萬歷時的松江府也是，清代像南京附近的溧陽縣，每個村都有老師。明朝末年的小說《鴛鴦針》，說在杭州附近一個農村的私塾開學了，這些家長來送學生讀書。這都是一些什么樣的家長？都是下層社會的，其中地位最高的是皂隸，就是衙門里那些差役，相當于現在的城管；此外有里長，就是村長之類的，這就算地位最高的了。其他都是最普通的勞動人民，他們讀書是為了什么？并不是為了考科舉、做官，而是為了他們的生活。在湖州南潯一帶，孩子都去讀書，讀三年，或者會認字或者會寫簡單的字，就回家了。在杭州，頂多讀到15歲，就回去種田。在松江、上海一帶也是，5-10歲都要去讀書，不管怎么窮，還是要讀書，他們讀書就是為了識字，或者學一點簡單的知識，這是為了生存。在一個市場經濟下，必須能夠閱讀契約，必須懂得計算，懂得賦稅，這些都需要識字。柏金斯做了很好的總結，他說不僅人民需要這些知識，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還會有經驗與復雜的組織和制度的預先積累，這是中國成功的歷史基礎。應當說，江南的識字率肯定不低于廣東，甚至還要更高。

私塾教學場景為什么江南的人力資源會這樣？是因為市場經濟或者商業化。在清朝乾隆、嘉慶時期，江南絲織品每年運到國內市場大概是一千幾百萬匹，價值1500萬兩銀子，比明朝增加了35倍。松江府每年上市的棉布更達兩千幾百萬匹。江南人生產這些紡織品，主要拿到外面去賣。明代江南的棉布主要出口到日本，但是數量不是太多，大量出口是在清朝時期，主要銷往歐美。當時英國已經出現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第一個部門就是紡織業，但是英國機織布的競爭力不夠，他們從廣州購入南京布（當時江南做的布叫“南京布”），是世界上最好的布。江南產品大量輸出的同時，也大量輸入外地產品，比如大豆、麥子、蔗糖、染料等。江南地方小，人口稠，很多土地又拿來種桑樹、種棉花，稻田減少，所以糧食不夠本地消費。19世紀初期，每年輸入的糧食可以養活800-1000萬人，這大約是江南1/4到1/3的人口。輸入的大豆，榨油之后得到的豆渣，加工成為豆餅，是很好的肥料，大量施用肥料，保證了江南土地的高產。麥子拿來做酒曲釀酒；染料，當然是紡織品加工所需；還有蔗糖，不僅可以做糖果，而且是很好的調味品，這與江南（特別蘇州、無錫一帶）偏甜的口味有關。江南不產甘蔗，飲食偏甜的形成有個長期的過程。從明朝后期開始，江南主要從福建、廣東、臺灣大量輸入糖，從而造就了江南口味偏甜的習慣。

商業發展意義很重大。大家都講工業革命，但工業革命的前提是市場經濟。所以歐洲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先發生了商業革命。商業革命不一定導致工業革命，因為工業革命還需要一些其他條件，但是沒有商業革命，工業革命不可能出現。如果說其他條件都具備，一個經過商業革命的經濟體就比較容易轉化為工業革命的經濟體。工業革命也不是18世紀中期才出現的新現象，它有一個很長的過程。意大利著名經濟學家奇波拉認為工業革命是歐洲18世紀以前700年來發生的歷史變化的最后階段。法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布羅代爾說工業革命是雙重奏，一個是短期的過程，就是我們看到的18世紀工業革命，一個是長期的過程，在18世紀之前很久就已開始。工業革命之前的工業發展，我稱之為早期工業化。而早期工業化的基礎又是商業化。

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江南經歷了長期的商業化和早期工業化，所以在經濟近代化方面比其他地區有優勢，為近代工業化做好了準備。鴉片戰爭以后，西方的技術和制度進入中國。在對西方技術和制度的學習上，江南做得最好。1930年，上海已經是亞洲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人口是北京、南京、天津三個城市人口的總和，除了東三省之外，全國現代工業的30%都在上海，工業產值的50%來自上海，還有外貿、投資等等。歌德說，“但丁偉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幾個世紀的文明”。今天江南的成功就印證了這句話。江南是“中國經濟奇跡中的奇跡”，但我們必須知道這個“奇跡中的奇跡”背后有江南人民幾個世紀的努力。全球視野中的江南經濟史

江南歷來被認為是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但是放在全球視野中，到底是個什么狀況？以前中外學界對明清時期江南經濟狀況的評價是兩極化的。300年前，法國著名學者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是利用當時傳教士和其他旅行者從各個方面獲得的信息寫成的，是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整個歐洲對中國看法最關鍵的一本書。其中談到了江南地區，他認為這里富甲天下，是最發達的地區。但是在20世紀后半期，中國的學者和一部分西方學者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認為明清時期的江南是極度貧困。這一觀點的代表學者有我國經濟史學的奠基者之一陳振漢先生，他在1956年寫了一篇文章，說16、17世紀的時候，江南農民已經到了難以維持肉體生存的水平。另一位持此觀點的代表學者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史學家黃宗智教授。他說，從明朝開始，江南的人越來越窮，是只能維持肉體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持兩種看法的學者都找出很多根據，哪一種對？很難判斷。

說到“中西比較”，一個常見的問題是英國為何能取得工業革命的成功，而中國卻沒有？但是《大分流》的作者彭慕蘭說，拿中國、印度和歐洲某個國家比較是不妥當的，因為中國、印度在人口、面積、多樣性方面應該和整個歐洲相比，而不是和單個國家相比。特別是中國，比印度還大一倍，各地差別就更大了，這樣拿中國和英國相比，當然不合適。他認為合適的比較應該是把中國和歐洲各自內部地區條件相近的地方拿來比較。我的一本書《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GDP研究》，201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2017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又出了英文版，這個英文版相較中文版，做了許多改寫和增補，其中一個增補的內容就是我把19世紀初期的江南和荷蘭做了比較。

《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英文版19世紀初，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是中國和歐洲（美國剛獨立不久，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而江南和荷蘭分別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正處在這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的出海口。江南和荷蘭面積差不多，位置也比較相似，有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港——上海、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是東亞和西歐海運的中心；這兩個地區內部地勢低洼，河流縱橫，有很多運河，形成了完整的內河運輸系統。至少16世紀以來，江南和荷蘭都是亞洲和歐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也擁有最勤奮的人民，都是16世紀到19世紀初期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彭慕蘭說，要進行中西比較，就應當找江南、關東平原、英國和尼德蘭、印度古吉拉特這些當時的發達地區進行比較，而不能把中國最發達的地區和歐洲最落后的地區相比，或者把中國最落后的地區和歐洲最發達的地區比較，那是沒有意義的。所以他認為荷蘭和江南之間的可比性，比荷蘭與烏克蘭之間或者甘肅與江南之間的可比性高很多，我認為他這樣說是合適的。19世紀初期對荷蘭和江南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在歷史上，荷蘭有200多年是歐洲最發達地區，但沒有出現工業革命，江南也在很長時期內是東亞最發達的地區，也沒有自行地出現工業革命。而且在19世紀初期，歐洲和東亞最發達的地區都出現了轉移，歐洲最發達的地區從荷蘭變成了英國——這是一個島國，東亞最發達的地區，則從江南變成了日本——也是一個島國。當然，這有很復雜的原因。

另外，從學術角度來說，西歐道路最主要是講英國，而英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自行發展出工業革命的國家，所以它太特殊了！我們不應該用一個特殊的例子來討論普遍的問題。姚明是一個中國人，他的身高在中國也太特殊，不能說姚明的身高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身高。我們只能找一些中等個子的人，說中國人的身高大體是這樣。同樣的道理，我們不能拿英國作為例子來看全世界的其他發展道路。按照經濟史家德·弗理士的說法，荷蘭從16-19世紀初期（1550-1815年）已經是一種近代經濟，主要是城市經濟、商業經濟，但是技術上沒有什么變革，是近代以前的技術，而且是依靠農村農業的技術。這和江南太相似了！

德·弗理士說荷蘭是“第一個近代經濟”，那我們有理由說江南也是一個世界上最早的近代經濟。它們都是近代經濟，但是都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我做了荷蘭和江南在19世紀初期GDP的比較，一個共同點是，農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都是30%或者30%以下，也就是說它已經不是一個農業經濟。還有從就業結構來看，從事農業的人一半都不到，江南只有27%的勞動力從事農業。雖然大部分人口住在農村，但是不從事農業。婦女基本上不從事農業，我們所謂的“男耕女織”，應該是到明清江南才真正呈現出男耕女織的社會狀態，其他地方都是男女同耕同織。明朝前半期，江南女子下田勞動，到了后期專門織布。荷蘭的GDP中外貿的比重遠大于江南（江南的外貿指江南和它之外地區的貿易），但是江南工業在GDP中的比重遠大于荷蘭。這個情況很有意思，因為到了今天，江南的工業比重比外貿比重更大，可能是受歷史的影響吧。

再來看看富裕程度，我和經濟史學家揚·魯伊騰·范贊登用同樣的方法做了很復雜的計算，可以看到，1820年時人均GDP用購買力評價來計算，江南（主要說的是松江這一帶）大概1000美元，荷蘭是1800美元，西歐（英格蘭、法國北部、荷蘭、比利時等幾個歐洲最發達的地區）大概是1200美元。這就說明江南當時雖然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但是絕對是最富裕的地區之一。所以從這個角度看，那個時期的江南雖然未必是富甲天下，但絕對不是極端貧困。

我們得出結論，還要找一些證據來證明它。比如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了一個代表團訪問中國，想擴大生意，里面有一個隨員是胡夏米，他6月寫日記：“上海人口稠密，鄉民們身體健康，吃得也不錯。”“上海縣城到處供應很豐富，既便宜又充沛。”所以說江南農民吃不飽穿不暖，只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是不對的，因為胡夏米跑到這里來寫這個報告又不是為了討好清朝政府，他把看到的東西寫進了日記，給自己看，所以應當是比較客觀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法國派了拉萼尼使團來中國談生意，其中一個重要的成員耶德到了蘇州，對蘇州贊不絕口。那我們就可以看到，江南地區人均GDP在全世界的前列，而且有外國人客觀看到的中國江南就是這樣一個富裕的地區，可以證明江南在歷史上的經濟，至少在19世紀鴉片戰爭以前確實還不錯。

最后講一下，我們研究江南，但是應該超越江南。中山大學劉志偉教授說，過去我們研究社會經濟，都說“江南核心性”，把江南放在核心，但這樣做不對，因為江南只是中國的一個地區，應該把各個地區都研究得更好，再來談中國的問題。我在研究中一再強調，江南不具有典型性，江南只是江南而已，不代表整個中國。我們要了解中國是什么情況，必須把中國其他地方都研究得更好，才能說中國怎樣。現在我們看到很多人的做法動輒就是中國怎樣，這不是一個很嚴肅的態度。

了解歷史確實很重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說過，“歷史總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于我們可以向過去取經”。他說歷史的重要性不僅僅是過去取經，也就是說以史為鑒并不是唯一的重要性。歷史之所以重要，“還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制度的連續性和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今天江南的經濟體系就是和過去聯系起來的。

（朱婷婷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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