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標題：“銀發族”求職難以逾越年齡這道鴻溝

65歲的王輝來自廣東，育有兩女一兒，但子女的收入只夠應付自己小家庭的生活開支，他不得不靠打工來增加收入，負擔自己和老伴的生活開支及醫藥費用，經熟人介紹他在一家物流公司干起了保安;

63歲的黃英“上有老下有小”，在河南老家有年邁的父母需要贍養，剛上大學的女兒每年支出也不少，她不得不到大城市打工掙錢，目前在干鐘點工;

63歲的陳軍跟隨兒子一家從浙江小縣城來到上海，為了給兒子的小家庭減輕點經濟負擔，他在一家飯店做起了勤雜工……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許多低齡老人(60—69歲)因種種原因，雖然到了退休年齡，卻仍然選擇工作為家庭“撐起半邊天”。可對于他們來說，要找到一份工作尤其是合適的工作并不容易;即使找到了一份工作，可能也會因其法律意識薄弱或一些工作的臨時性，導致職業保障力度不足。

增加收入補貼家用

老人就業意愿強烈

王輝的兩個女兒都已成家，兒子目前靠打零工養活自己。為了不給子女增加負擔，他前幾年經人介紹到鄰村的工廠做保安，生活勉強能夠維持。

“年輕時有年輕時的困難，老了有老了的難處。”王輝說，之前自己靠種地和打零工將兒女撫養長大，并沒有留下多少積蓄，如今年紀大了，可以領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金，但對于其生活開支而言遠遠不夠。

隨著年齡增長，王輝的老伴出現了腦梗、“三高”等問題，需要定期治療用藥，他有了新的經濟負擔。此外，前幾年因為老房子破敗，王輝還借錢蓋了新房子，至今尚未還清借款，他只能趁著還有力氣拼命找活干。

黃英本來有些積蓄，可兒子去年成家，按照老家風俗，兒子結婚的彩禮、婚房、宴請都需要男方支付。為此，她幾乎花光了所有的積蓄。黃英還有一個女兒，今年剛上大學，學費也是一大筆支出，她不得不外出打工。

陳軍的兒子幾年前考上了上海一所高校，后在上海成家立業，一家人拿出全部積蓄，才支付了一套“老破小”房子的首付。陳軍本來和老伴來上海幫忙照料孫子，看到兒子家每月支出那么高、房貸壓力這么大，他立即去附近一家飯店干起了勤雜工。

“孩子經濟負擔重，我趁著現在身體還不錯，出來干活給他們分擔一部分，不然心里也過意不去。”陳軍說。

這樣的老年人不在少數。2023年下半年，國家統計局濟南調查隊選取106名60歲以上老年人進行調研，結果顯示79.1%的受訪者有“再就業的意愿”。當被問及“再就業的主要目的”時，“增加收入、補貼家用”的占75.2%，“保持精神和身體上的活力”的占42.9%，“填補時間空白、充實生活”的占42.9%，“實現自我價值、發揮余熱”的占14.3%。此外，當被問及“健康狀況如何”時，75.2%的受訪者表示“非常健康”和“比較健康”。

求職缺乏正規渠道

工作限于“辛苦活”

上述調研結果同時顯示，老年群體再就業存在缺乏職業技能培訓機會、技能知識不足、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擇業范圍狹窄等問題，亟待各方關注和協調解決。

多名受訪老人對此表示深有同感。記者在北京、上海、河南等地采訪了65名年齡超過60歲的勞動者，近八成受訪者認為“就業崗位受限(比如僅有保潔保安等崗位)”，四成受訪者認為“薪酬低于同崗位年輕人”，認為“技能過時”的超過三成，認為“薪酬較低”的也有四成左右。

有受訪者提出，他們在找工作的過程中發現，“年齡壁壘”是其面臨的最大考驗，他們能做的工作大多只限于一些“辛苦活”，比如洗碗工、餐廳服務員、保潔員、保安、護工等，就業崗位相對較為狹窄;即使能在有限的工作里做選擇，他們也常常因“高齡”而被拒之門外。

“我以前干過很多零工，比如水電工、建筑搬運工等，后來年紀大了，很多工廠和工地不接受60歲以上的人，如果沒有熟人介紹，很難有活干。”王輝說，可近年來即使是熟人介紹的零工也不穩定，只能“有一搭沒一搭地過”。

3年前，有人介紹他去一家物流公司做保安，他這才算找到了一份比較靠譜的工作。每天日夜交叉輪班工作12個小時，一個月有3650元的收入。

晝夜顛倒的節奏把王輝的身體熬出了問題。近期他總感覺頭暈眼花，在家人的勸說下去醫院做了全身檢查，才發現患有腦膜瘤、冠心病、萎縮性胃炎等7項病癥。現在，他不僅擔心治病費用問題，還擔心因為生病而失去工作和收入。

黃英輾轉來到廣東后，曾嘗試靠自己應聘進入家政行業。

“去了很多家政機構，對方聽說我快60歲了，直接就說年紀太大不合適，并且就算他們收了我，雇主那邊也可能因為我年紀大而不滿意。”屢屢碰壁后，黃英嘗試聯系在廣東的同鄉。經同鄉介紹，她才接到了第一份鐘點工的工作，再通過雇主之間的介紹接到了更多的活。

陳軍是高中學歷，在同一批老人中“算是有文化的”，退休前在縣城一家企業當辦公室職員，退休后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現在在餐館負責洗菜、切菜、洗碗。

即使是雜活，也有年齡限制。陳軍告訴記者，在找到這份工作前，他也曾應聘過其他餐廳的勤雜工、工廠的保安等工作，都因年齡問題碰壁。

無奈之下，在這家餐廳應聘時被問及年齡，陳軍含糊地說50多歲，試崗兩天后，老板認為陳軍符合崗位要求，決定聘用他。可在進行身份證信息登記時，他謊報年齡的事兒被“戳破”了。

記者查閱招聘網站信息發現，諸如服務員、后廚、配菜、打包等餐飲業職工招聘，不論是酒店賓館或是私家飯館，大多要求應聘者年齡在55歲以下，或直接寫明“年輕些的優先”。在諸如工地搬運工、保安等職位招聘信息里，大多要求應聘者年齡應當低于60周歲。

“招聘時肯定有一道年齡的坎。在能力差不多的情況下，當然希望越年輕的越好。”陳軍所在飯店老板劉博告訴記者，像陳軍這樣在應聘時謊報年齡的老人不在少數。“對一些不太重的活，我如果覺得這個人干得合適，即使發現謊報年齡還是會留下。但對一些比較重的活，肯定要限制年齡的。”

“我們工地頂多會讓50歲出頭的工人繼續干，如果到了60歲，除非是技術工，否則肯定不會接受。”在北京招工的包工頭王謙告訴記者，工地上的體力活對年紀較大的老人而言具有一定危險性，為了保證用工安全，他們會在年齡上做嚴格的限制。

老人權益難以保障

容易遭到區別對待

對于銀發求職者而言，找到工作尚且不易，找到能保障自身權益的工作更是難上加難。

王輝入職物流公司后不久，遇到公司裁員降本。第一批先裁歲數大的，當時公司領導說只留兩個保安，剩下的都得走。由于王輝是本地人，干活踏實，幸運地留了下來，另外3名外地的和他年紀差不多的都被辭退了。

王輝介紹，入職時他們沒有與公司簽訂合同，也沒有約定工期，只是經熟人介紹“有一份活先干著”，被辭退的工友也沒有得到賠償金。

“很多人也想不到向公司索要賠償，往往都是自認倒霉。后來有熟人提醒，工友們才意識到原來可以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王輝說，最后經協商，廠里給了他們每人一個月的工資當作賠償，1名工友選擇“拿錢走人”，另外兩名到勞動部門投訴，希望得到多一點賠償，可由于入職時他們只與公司達成口頭協議，維權之路并不容易。

此外，記者調查發現，在用工期間，雇用方對于不同年齡段的員工存在因年齡產生的區別對待。

“在我們廠里，年紀大的和年輕員工結算工錢的方式是不一樣的。”王生在廣東經營一家食品包裝廠，在廠里，55歲以上年紀的工人是按件結算，而年輕人則是按天結算。按照做食品裝盒這一工序的流水線工人來算，年輕人按時結算，每天做滿12小時，一個小時是13元。但對于做同一工作的老人來說，他們按件結算，裝滿30個一版的產品計一件，一件的工錢是2毛錢。

“總體來說，廠里的年輕人比老人每個月多掙1000多元。”王生告訴記者，在這些手工類流水線工作中，年齡大的勞動者計件、年輕人計時的結算方式在當地工廠已經是一種約定俗成，對于老人的勞動能力，他們并不會有一對一的衡量，多是一概而論。

在上海經營飯館的劉博也承認，年輕員工與老年員工之間存在明顯的收入差異。“像我們飯店的服務員崗位工資會比勤雜工高，他們還有一些提成，一個月能夠掙到六七千元。”劉博坦言，諸如服務員的職位并不會考慮雇用年紀大的人，在形象、待人接物以及一些點評軟件的使用上，年紀大的人可能無法勝任，所以通常會安排年紀大的求職者做一些后廚、勤雜工作，這些工作的工資肯定不如服務員高。

“事實上，在用工穩定性方面，老人比年輕人強得多。”劉博說，“飯店這些年走了不少年輕人，他們中很多人覺得自己年輕還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店里現在的老員工其實基本是年紀大的，他們干得比較踏實。”

對于陳軍而言，能夠找到一個愿意接納自己“一把年紀”又不會隨意裁員的雇主實屬難得，“我們也知道自己肯定沒有年輕人頭腦靈活身體好，現在這份工作也是我能力范圍內能做的，希望能一直干下去吧”。

就業信息平臺欠缺

打通壁壘頗為關鍵

記者調查發現，當前老年人再就業中，在尋求就業機會時主要依賴傳統的熟人推薦，缺乏專門針對老年群體的就業信息平臺，他們難以獲取多元化的職位信息。尋找工作時受年齡、健康狀況及技能水平等因素的制約，在求職過程中往往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接受相對不利的條件，以“補貼家用”的心態從事體力勞動、服務性崗位或臨時性的零工工作。

在記者采訪的65名老年人中，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當前“沒有針對老年人就業的招聘渠道”。一位受訪者直言：“老年人再就業的最大難題是無法獲得有效的就業信息，不知道如何去尋找合適的工作。”

那么，如何讓更多老年人老有所為?

10月21日，在民政部召開的“民政這五年”系列專題新聞發布會上，民政部老齡工作司副司長廖明介紹，在促進老有所為方面，民政部積極保障老年人勞動就業創業權益，創造適合老年人的多樣化、個性化就業崗位，擴大“銀齡行動”規模和影響，引導廣大老年人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在受訪專家看來，讓老年技能人才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繼續以返聘、顧問、監督等形式，在生產、制造、服務需要的各個環節對年輕人進行“傳”“幫”“帶”，既是實現產業技能和經驗有效傳承和積極創新的基礎，也能從精神上幫助這些老年人樹立具體目標，保持活力，最終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多重提升。

“很多老年人在身體、智力方面完全具備繼續工作一段時間的條件，甚至在管理經驗等方面占有優勢，因此超過退休年齡人員也是有價值的人力資源。”北京海潤天睿律師事務所律師孫鵬說，“銀發族”和青年人的職場定位不同，青年人處于創新性、高強度、高成長的發展賽道，“銀發族”處于重經驗、難度低、重復度高的成熟賽道，構不成絕對的競爭關系，可以各取所長、有效互補。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范圍建議，以企業為對象，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如稅收優惠、補貼、獎勵等，鼓勵企業在崗位勞動強度允許的情況下，擴大低齡老人崗位供給，挖掘低齡老年群體勞動潛力，提高全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相關部門要健全老年人再就業服務、保障體系，嘗試打破老年人求職市場的信息壁壘，創造適合老年人的就業崗位。

“同時，要充分尊重老年人再就業意愿，通過專業培訓、就業指導等方式，讓老年人適應數字化時代變化，提升其社會參與度。要在法律法規層面上保障老年群體就業權利，如進一步完善勞動法再就業制度，增加關于‘就業權利年齡’上限的制度安排，完善老年就業職業保險制度等，允許老年人在合理評估自身情況的基礎上，有選擇工作與否的自由。”范圍說。

采訪中，記者發現，在河北省張家口市一處蔬菜基地，其員工主要是鄉鎮的低齡老人。該基地負責人介紹，鑒于基地位于鄉鎮地區，且當前多數年輕人選擇外出務工，導致基地內年輕員工數量極為有限，僅有兩人。為了維持基地的正常運營，基地對員工年齡結構進行了改變嘗試，“效果不錯，不僅為老人們提供了貼補家用的機會，還確保了他們在農忙季節能夠靈活調整時間，兼顧自家的農事活動”。

對此，受訪專家認為，在某些年輕人不愿或較少從事的行業，比如餐飲、家政等，鼓勵和允許更加吃苦耐勞、韌性十足的適齡老年群體入職，給予他們更多的制度保障和人文關懷，既能緩解該部分老年群體的生活經濟壓力，提升他們的生活水平，又能借他們的勞動和拼搏精神，給年輕人樹立精神榜樣和追趕目標，進而在全社會形成“勞動最光榮”的美好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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