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淄博政信）信托產品賣得還可以，但沒有‘秒光’那么快。而且網傳的那款產品跟我們的不是同一款，那款實際上是中融信托發的。”金谷信托的一位信托業務部經理告訴銀柿財經。

前兩天，有報道稱“淄博燒烤帶火了當地的一款政信非標信托產品，2.5億元的規模一經上線即被"秒光"”。發行過淄博政信產品的金谷信托，被一些媒體錯認成了該新聞的主角。

【資料圖】

4月21日下午，中融信托的一位財富顧問向銀柿財經確認了新聞中的產品為該公司發行。“該產品是4月12日成立的，預期收益率6.8%，4.4億元的規模，目前只剩三四千萬元額度了。”

淄博的政信信托真的是被燒烤帶火的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事實上，在淄博燒烤火出圈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政信信托就已經是投資者較為青睞的信托產品了。

“搶手”的政信信托

“我們這款信托早就發出來了，和燒烤沒什么關系。”金谷信托的信托經理說，“燒烤可能只是一個短期的效應，長期來看還是因為淄博政府整體的實力還可以。”

為何一款信托產品的表現會與政府實力扯上關系？這主要與政信信托的自身屬性有關。

簡單來說，政信信托就是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提供貸款的信托產品。由于地方政府只能通過融資平臺舉債，而融資平臺本質上并不產生其他收益，因此信托公司在風控過程中，往往會參考當地政府的財政實力，以此作為評級依據。

盡管相較于投向房地產、證券市場的信托類產品收益率會低一些，但政信信托有政府信用“托底”，經常被打上“安全系數高”的標簽，長久以來都受到投資者的青睞。

據金谷信托的信托經理介紹，公司發行的“睿享77號山東臨淄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第一二期，預計合計募集不超過3億元，截至4月21日下午，已募集到超過2億元。

而上述中融信托發行的“融臻159號集合資金信托計劃B類”（下稱“融臻159號”）的募集速度更快，一周多一點的時間便已募集到90%左右的金額。

不過對于這樣的認購速度，中融信托的財富顧問卻并未感到稀奇。“我們現在的政府項目其實都發得比較快。特別是江蘇和山東，5億元左右的規模基本兩周就會售罄。”

淄博的“實力”如何

一般來說，政信類產品的搶手程度與其所在城市、省份的綜合財力以及融資平臺自身資質有關。

拿“融臻159號”產品來說，從銀柿財經拿到的產品介紹看，該信托產品的融資方為淄博市城市資產運營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淄博城運”）。

同花順iFinD數據顯示，在目前淄博市的14家城投平臺中，淄博城運是唯一的一家AAA級城投，實際控制人為淄博市財政局。

淄博城運也是淄博市最主要的發債主體。同花順iFinD數據顯示，在目前淄博市融資平臺存續的560億元債券中，有54%來自淄博城運。截至目前，淄博城運的有息負債581.3億元，有息負債率57.44%。

從淄博市整體的債務情況來看，2022年末，淄博市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079.62億元，GDP為4402.6億元，計算得出負債率為24.5%。綜合財力為937.11億元，債務率115%，寬口徑債務率（包含城投有息負債）177%。

此外，粵開證券研報數據顯示，2022年，山東省的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總數為23588億元，負債率27%，債務率138.2%，淄博市的負債率和債務率均低于全省平均數。

除此之外，產品搶手也與近年來政信產品發行減少有關。一位信托業內人士告訴銀柿財經，政信信托這種非標業務并不是監管鼓勵的方向，伴隨著行業轉型，肯定會越做越少。而在信托業務分類改革后，信托公司則會更多地在資產服務信托方面發力。

這位業內人士還表示，現在的融資渠道變得多元，也使得地方融資平臺對于信托這種高融資成本渠道的依賴性也有所降低。不過信托融資仍然具有優勢，比如融資快、資金用途靈活等。

從理論上說，燒烤店也是地方稅收的來源之一。如果淄博燒烤火了，地方旅游、酒店、餐飲等收入大幅上升，甚至可能拉動投資，這些都會轉化為地方政府的稅收，償債能力提升，淄博政信信托的風險就能進一步降低。從這個角度看，燒烤成為網紅，與淄博政信信托倒也有一定的關系。

政信信托也有“金身不破”的信仰嗎？

在銀柿財經詢問產品風險時，一位信托經理表示，目前很多平臺采用的都是“借新償舊”的方式，一旦違約會影響到平臺未來的發債，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有平臺主動違約的。

上述信托業內人士也確認了這一說法并解釋稱，金融市場非常透明，融資平臺即使在非公開市場違約，也會使其在尋找下一筆債務時變得非常困難。而“借新還舊”模式一旦無法運轉，就會使平臺面臨流動性困境，因此會極力避免類似事件發生。

那么政信類業務真的沒有風險嗎？其實不然。

事實上，在2023年度信托監管工作會議上，監管部門就曾特別注意到政信業務存在的風險，比如個別信托公司違規提供流動資金貸款，大量城投債投資未納入新增信政業務管理，非標轉標類城投債投資潛藏違規行為等。

同時據媒體報道，盡管投向淄博的政信信托目前沒有出現過明顯的風險，但淄博城投平臺的定融產品仍然存在一些違約行為。

從其他省份的情況來看，作為政信信托融資主體的城投平臺也出過一些風險事件。比如，2020年起，貴州省遵義市最大的城投公司——遵義道橋建設（集團）有限公司155.94億元的債務陸續出現逾期，2023年初，在政府協調下，遵義道橋與各家金融機構就貸款重組達成一致，銀行貸款展期至20年。

今年以來，已有包括天津、重慶在內的多個省份提出開展債務展期重組、降低利息負擔的計劃，地方政府的化債壓力可見一斑。自去年起，多地城投都在執行城投轉型計劃，但轉型效果似乎不太樂觀。

而就在遵義道橋債務重組方案公布之后不久，財政部官員便在采訪中明確表示，對類似事件，堅持中央不救助原則，“誰家的孩子誰抱走”。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研究員魯璐4月20日在“地方債與城投行業：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再平衡”研討會上指出，部分城投轉型流于形式，比如部分企業宣布退出城投平臺，但業務模式沒有實質性轉型，仍然對地方政府有較大依賴，只是名義上退出。

“最主要的是，一些地方在壓降城投數量、開展轉型的過程中，并沒有實現信用實力的提升、融資成本的壓降，沒有達到轉型的目的，化解隱債的任務更難以完成。”魯璐表示。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