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 吳立洋 實習生譚硯文 上海報道

近日，江蘇省政府辦公廳印發《江蘇省數字政府建設2023年工作要點》（以下簡稱《工作要點》），深入推進數字政府建設。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發布的《工作要點》中提到，江蘇“將深化數據共享應用，探索建立省級首席數據官制度，進一步健全設區市首席數據官制度，推動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形成職責清晰、分工有序、協調有力的全省一體化數據管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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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起源于海外的舶來概念，首席數據官（Chief Data Officer，CDO）制度最早于企業部門設立，職能主要體現于數據生產、應用、流通、合規管理等方面，隨著首席數據官在數據管理層面發揮的作用愈加顯著，政府等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部門也開始逐步引入。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高速發展，數據成為重要的新型生產要素，數據高效利用與綜合治理工作的復雜性使得數據管理機制革新需求突顯，首席數據官制度開始在企業與各級政府中快速普及。

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梳理相關內容發現，當前各地開展的政府首席數據官實踐大多集中于省級政府部門或地市級政府層面，廣東、上海、江蘇等地均已開啟實踐，但在政策文件中公開提出“探索建立省級首席數據官制度”尚屬首例。多位受訪專家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省級首席數據官的具體工作內容將與地市級有何區別，省級層面將如何協調下級首席數據官的數據管理工作，是下一階段政府數據治理發展值得關注的內容。

權責到人

普遍認為，企業與政府首席數據官在工作側重點方面存在區別——前者在數據合規的基礎上，更多考慮數據開發利用的效率與效益；而后者則致力于保障數據安全，推動公共數據開放共享，以數據高效利用促進公共服務與管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科技創新中心研究基地副主任趙精武向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表示，探索建立的省級首席數據官制度是“安全”和“利用”作為雙重履職目標，強調數據安全政策和數字產業發展政策的同步探索。

“但在當前的探索實踐中，政府首席數據官還存在一項重要的‘實用功能’，即科普和理念引領。”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數字政府與數字經濟法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馬顏昕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我國部分政府部門對數字化轉型和數字政府的理解存在欠缺，首席數據官制度與水治理體系中的“河長制”類似，都是通過權責到人突出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強化政府工作人員對數據資源的認識，提升整個部門在數字經濟時代的技術活力。

這一點亦可從各地探索首席數據官制度的工作機制中得到證實。2021年5月，廣東省印發《廣東省首席數據官制度試點工作方案》，率先于廣州、深圳等10個地級以上市及省公安廳、地方金融監管局等6個部門試點建立首席數據官制度，其中提到“原則上首席數據官由本級政府或本部門分管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工作的行政副職及以上領導兼任”。

而在本次提出探索省級首席數據官制度的江蘇省，記者對比常州、揚州、宿遷等市推出的首席數據官制度建設實施方案發現，在組織體系上，各市基本都是由分管大數據管理工作的市領導兼任市首席數據官，統籌全市數據資源管理和融合創新工作。

但另一方面，也有受訪專家在與記者的交流中指出，出于信息來源和實際工作內容等原因，省級政府部門干部相較于地市級，整體上對數字化的認識要更為深遠，數字化意愿與落實能力也更強。因此，作為數字經濟發展走在全國前列的江蘇省，在省級層面設立首席數據官，其含義顯然不局限于理念層面的數字化推進作用。

趙精武表示，從市級探索至省一級探索的變化實際上也是數字產業規模化、體系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變化必然導致政府首席數據官的工作內容更需要重點關注省內各個數字產業供應鏈的融合發展，工作方法也從早期的“各自為營”轉變為“協同治理”與“體系管理”，以省內數據流動實踐需求為起點，重點探索適應本省數字市場發展特征的數據權屬機制、數據交易機制等內容。

統籌協調

近年來，我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快速發展，各地各級政府信息系統建設成效顯著，但另一方面，政府系統間的數據共享壁壘仍是亟需解決的問題。

首席數據官作為組織內對數據進行統籌管理的崗位，加強部門協作，實現數據標準與格式的統一，促進部門間數據共享的達成，消除信息孤島是其需要承擔的主要職責，就當前我國實踐來看，政府首席數據官的統籌協調工作可從橫向與縱向兩個角度加以認識。

橫向來看，以各類數字化領導小組或工作委員會為代表的聯席議事協調機構，是推動數字政府建設與首席數據官職能發揮的重要組織支撐方式。

例如2022年江蘇省出臺《省政府關于加快統籌推進數字政府高質量建設的實施意見》，強調建立健全統籌協調規范管理新體制，建立省數字政府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杭州市首席數據官由杭州市數字化改革領導小組全面統籌，領導小組辦公室行文設立，明確杭州市數據資源局為首席數據官制度建設主管部門。

而省級數據官的設立將從更高層級上賦予相關議事協調機構以推動力。馬顏昕表示，如果省級首席數據官沿用省級領導兼任的模式，首先將對相關機構的工作帶來更高顯示度，其次有助于從更高站位對省級不同部門數據進行協調溝通，最后，省級層面的數字化工作將由此得到更為明確的匯聚和指引方向。

縱向來看，自下而上的工作匯報機制亦是首席數據官對下屬部門或地方政府進行統籌協調的重要實踐方式。

以常州市2022年9月發布的《常州市首席數據官制度建設實施意見》為例，該《實施意見》中對首席數據官評價考核機制進行了設置，提出建立首席數據官述職報告機制，圍繞本地區、本領域數據匯聚、開放共享、應用創新、安全保護等情況，各地各部門首席數據官每年向市首席數據官述職。

此外，《實施意見》中還提出建立首席數據官聯系會議制度，定期組織召開全市首席數據官聯席會議，由市首席數據官召集，各轄市、區和部門首席數據官參加，研究制定全市數據資源管理有關戰略決策，會商協調其他重大、復雜事項，促進各地各部門之間數據資源管理工作的協同聯動。”

趙精武認為，從省級層面開展的首席數據官統籌協調工作，一是要明確省級與市級的首席數據官制度之間的邏輯關系是體系協同，省級首席數據官的核心職能是探索和制定本省的數字經濟產業發展政策以及數據安全監管體系，而具體的執行機構依然是各地市首席數據官。

二是保留各地市首席數據官政策中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內容，提取共性要素，形成省級首席數據官政策的一般性目標，并結合省級人民政府的數字產業發展政策規劃，調整或刪減具有沖突性的地方首席數據管政策內容。

三是由省級首席官制定本年度工作規劃和工作要點，市級首席數據官則對工作規劃和工作要點的落實方式予以細化，并允許市級首席數據官根據本地產業特色靈活調整工作規劃和工作要點的個別內容。

由虛向實

工作機制的完善與健全意味著首席數據官職能的落實，多位受訪專家在接受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采訪時表示，近年來首席數據官制度由相對務虛的理念推動到具體的推進落實，一大顯著標志是首席數據官工作團隊的構建與打造。

在當前各地開展的首席數據官實踐中，已有不少試點對數據官團隊建設進行探索。如杭州提出首席數據官隊伍由首席數據官和數字專員組成，每個單位設置首席數據官、數字專員各1名，數字專員由本部門（單位）具有相關專業背景或1年以上數字化工作經歷的正式在編干部擔任；《常州市首席數據官制度建設實施意見》提出單獨設立信息化職能處室或下屬單位的市級部門可設立首席數據官和數據專員各1名，數據專員原則上由責任處室或下屬單位負責人兼任。

本次江蘇發布的《工作要點》中也提出：“進一步健全設區市首席數據官制度，推動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形成職責清晰、分工有序、協調有力的全省一體化數據管理新格局。”

“首席數據官之下需要有數據合規、數據處理等領域的專職人員，將數據管理制度與數據專業團隊間的工作機制加以銜接。”馬顏昕表示，數據官團隊的打造，或許將是未來首席數據官制度由虛向實推進的重要方向。

另一方面，多位受訪專家提出，首席數據官職能如何落實到當前政府信息化工作流程，亦是觀察其工作“由虛向實”轉變的的重要考察維度。

“一個簡單的判斷方法是，未來所有部門的數據合規和數據共享文件都需要由首席數據官簽字，對信息化項目的立項和驗收是否具有一票否決權，首席數據官對政府數字化人才培養和數字化意識是否可以制定考核標準。”馬顏昕表示，首席數據官是否親自參與到數字政府制度建設統籌推進工作中，牽頭公共數據授權開放等重點項目或方案，并作為第一責任人為本單位數據安全合規承擔責任，是觀察首席數據官職能落實的重要維度，也是本次江蘇在省級層面作出探索后，值得關注的制度發展方向。

趙精武指出，當前數字化轉型依然面臨的突出問題依然是數據流動和數據商業化使用問題，現階段各行業以及專家學者均在持續推進數據交易、數據權屬等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核心制度的探索與嘗試。

在實踐中，數據流動的現實難題是數據資源分布零散，數據規模化的經濟效益難以實現。趙精武指出，本次江蘇省發布的《工作要點》亮點在于從源頭解決問題，開宗明義地提出完善開放共享的數據資源體系，以省級公共數據目的、重點開放數據清單等方式進一步釋放數據資源紅利。

此外，打造“蘇服辦”品牌突出地方特色，以“集約共享的數字政府基座”保障政府服務監管能力與產業發展保持同步，亦是省級層面開展數字化工作的亮點所在，首席數據官制度將從哪些層面推動協同上述發展目標，值得進一步觀察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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