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楊智杰

發于2024.12.2總第116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又到冬季，新能源汽車的續航問題，再次成為車主們的心頭之痛。

在鋰電池中，電解液扮演著交通樞紐的角色，充電時，鋰離子穿過電解液，從正極移動到負極，用電時則反向行之。但低溫會導致電解液黏稠甚至凍結，使電池放電效率降低，電能釋放受阻，進而嚴重影響電池的續航能力。

近年來，固態電池作為新一代技術，用固態電解質替代液態電解液，被看作提升安全性和能量密度、緩解續航焦慮的解決方案。固態電池距離實際應用仍有一段距離，但不妨礙不少國家和汽車制造商押注這一技術路線。

這也是54歲的李泓近二十年來的重點研究領域。李泓有兩個重要的身份：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固態電池獨角獸公司衛藍新能源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科學家。2023年，衛藍新能源牽頭承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的“新能源汽車”重點專項，聯合9家國內團隊協同攻關，研究在全固態電池技術成熟之前，如何降低半固態電池的技術和材料門檻，解決量產問題。

在此之前，李泓多次牽頭或參與固態電池相關的國家重大研發項目，但大都是由科研院所和高校牽頭，隨著技術和產業發展進入新階段，如今，接力棒交到了民企手中。

近年來，作為國內科技創新的重要主體，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體系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衛藍新能源便是這一趨勢的典型代表。今年7月，二十屆三中全會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支持有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向民營企業進一步開放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瀾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提到，這一提法意義重大，意味著企業不論出身，只要具備創新能力，都有機會平等競爭。同時，鼓勵企業牽頭重大技術攻關符合研發規律，特別是在“卡脖子”等關鍵領域，關于要研發什么、如何研發，往往只有處于行業前沿的企業才最清楚。但在鼓勵企業牽頭的同時，國內還需解決科研管理體制中的一系列問題。民企接過“接力棒”

蔚來汽車CEO李斌曾進行過一場引人矚目的直播挑戰，驗證新電池的續航能力能否達到1000公里。2023年12月17日6點32分，李斌駕駛一輛搭載150度電池包的蔚來汽車，從上海啟程一路南下。連續行駛14小時01分鐘后，李斌抵達廈門，全程行駛1044公里，電池電量還剩3%。

在這次挑戰中，汽車搭載的半固態電池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李斌宣布，該電池的能量密度已達到360Wh/kg，在全球量產電池包中技術領先，該電池已完成車型公告和測試，并已進入量產爬坡階段。

這款半固態電池，便是由衛藍新能源參與研發。李泓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衛藍新能源與蔚來汽車在2021年開始合作，共同研發能量密度為360Wh/kg的鋰電池。在全球范圍內，這都是一次大膽的嘗試。要知道，彼時最先進的電動汽車電池，是特斯拉汽車搭載的三元鋰電池，能量密度最高僅為260Wh/kg。提升能量密度，需要上游原材料顛覆性的創新，以及電芯工藝、電芯性能、安全性、機械性能等各方面的反復優化驗證和迭代，以及提高生產良率、降低生產成本。

衛藍新能源成立于2016年，由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物理所”)孵化，創始團隊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物理所研究員陳立泉，物理所研究員李泓以及北汽新能源原教授級高工俞會根。陳立泉被譽為“中國鋰電第一人”，曾是國家863計劃二次鋰電池專題負責人，也是寧德時代董事長曾毓群的博士生導師。李泓介紹，2020年時，衛藍新能源已經能研發出能量密度為300Wh/kg的半固體電池，但將能量密度再提升60Wh/kg，挑戰巨大，需要攻克上游材料研發、配比等一系列難題。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全球鋰電池發展由日本、韓國率先領跑。自2014年起，中國經過多年的基礎研究和追趕，市場占有率開始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截至2023年，全世界70%以上的鋰電池均在中國生產。這一成就得益于業內持續的技術積累、市場擴張和政策扶持。

在李泓看來，國家重大技術攻關項目，在提升固態電池產業鏈創新能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早期的863計劃、973計劃，到后來科技部的國家重點研發項目“新能源汽車”重點專項，以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研發項目等，使科學家們逐步深化了對鋰電池結構、材料、裝備的認識。但到了2021年左右，隨著新能源汽車大規模普及，以及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的建設，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的相關鋰電池的研發項目，開始明確希望產品能上車，“這件事的性質決定必須得企業牽頭”。

多位受訪專家也提到，2023年機構改革后，科技部重組，不同領域的國家重點研發項目根據各自所屬領域被分配到了工信部、國家能源局等不同部委，有助于推動技術攻關更貼近產業實際。

2022年，衛藍新能源正式牽頭承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新能源汽車”重點專項“高比能長壽命原位固態化動力鋰離子電池”項目。這就像是一場接力賽，李泓描述道，科研院所完成了技術成熟度“0—1”階段的概念的提出以及“2—3”實驗室驗證，研究所孵化的企業以及研發平臺、龍頭企業負責“4—7”的小試、中試等環境測試，到了“8—9”的驗證產業化以及大規模生產環節，需要由企業主導完成。

在申報項目之前，衛藍新能源便聯絡了關鍵的上游材料廠商、下游整車廠，以及物理所等科研單位，聯合了產業鏈。李泓的直觀感受是，過去在大學和科研院所，研究團隊圍繞一個科學問題或新技術，但研究方向更發散。民企牽頭組成的聯合體，有天然的緊迫感，產業鏈上的每個參與者都希望產品最終能商業化，車企也希望在全球證明電動汽車的續航和安全焦慮可以解決。

李泓說話速度極快，他多次描述全球動力電池的激烈競爭形勢，“我們反應速度要快，要全力以赴”。2023年末，蔚來汽車搭載的150度電池，也是這一技術攻關的階段性成果之一。目前項目仍在繼續，李泓每個月都會與聯合體開會，掌握進展。

實際上，過去民營企業也一直有機會參與國家重大技術攻關。近日，《中國新聞周刊》走訪了蘇州天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準科技”)。早在2013年，天準科技在蘇州成立僅4年時，便牽頭承擔了國家重大科學儀器設備開發專項。公司副總裁、CTO曹葵康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通過參與國家級的技術攻關，促進了產學研的深度融合，為企業與高校之間的合作交流打開了新的通道，而不僅僅是閉門造車。更為關鍵的是，公司得以參與到相關領域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的制定中，提高了行業影響力，甚至證明了公司的科創屬性，不僅僅是一家制造企業，推動天準科技成為科創板首批上市公司之一。

但多年來，這些項目仍然由科研院所、高校、國企主導。從2023年起，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文件，提到鼓勵民營企業按照規定積極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隨后，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也發文表示，支持民營企業參與重大科技攻關，牽頭承擔工業軟件、云計算、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基因和細胞醫療、新型儲能等領域的攻關任務。今年，國家進一步強調了有能力的民營企業在牽頭國家重大科技攻關任務中的重要作用。

薛瀾在《中國新聞周刊》采訪中指出，這一變化背后，是當下中國創新生態正經歷顯著變化。2023年，企業研發投入占全社會的77.7%，成為主導力量。以往企業研發偏應用，但現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領域，企業開始涉足前沿基礎研究。此外，企業更了解實際需求和研究方向，如果僅讓企業輔助，難以有效推進重大項目。民企“難牽頭”

周孝是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從2023年起連續兩年對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技術攻關的情況進行深入調研，走訪了北京、上海、深圳、長沙、重慶等多個城市，調研榮獲“專精特新”等稱號的創新領軍民營企業。

在他看來，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方面更具靈活性和動力，美國和日本在芯片領域的發展經驗表明，讓企業直接參與科技攻關是有效的策略。

在周孝走訪的民營企業中，并非所有企業都有牽頭或參與國家重大技術攻關項目的經歷，但部分高新技術企業都提到，它們不清楚該如何參與。

他在一個中部省份注意到，在2023年全省科技重大專項中，沒有一家民企擔任牽頭的角色。今年以來，國家層面一直在強調民營企業的重要性，科技和工信部門也在為民企提供更多參與國家科技項目的機會。

在獲取信息和資質方面，不同地區的企業存在差異。周孝發現，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的民營企業對于參與國家科技攻關的訴求更低，它們可能并非沒技術實力，而是缺乏信息獲取的渠道。

一個明顯的規律是，那些反饋申請通道通暢且多次參與重大科技專項的民營企業，創始人大多數是留學生，或來自央企、高校、科研院所，科研經驗豐富。并非所有中小企業都設有專門部門來與政府溝通。周孝認為，地方政府應進一步為創新企業提供更便捷的信息渠道。

一位參與牽頭國家重大技術專項的上市公司相關負責人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一個細節：該公司曾與產業鏈上的其他民營企業聯合申報，但這些企業缺乏國家項目申報的經驗，也沒有專門的團隊，提交的材料常常不符合要求。

周孝有相似的感觸。政府項目的評審專家多來自高校、科研院所和國企，他們已經對項目申報書有了一套成型的評價模式，一些專家在評審企業提交的申報材料時曾感慨，盡管民營企業具備技術實力，但在申報書的撰寫和技術呈現上確實存在明顯不足。一些調研的企業也曾向他坦言，本來很想參與一些國家項目，可以提升企業的聲譽和在行業的地位，還能拿到經費，但它們沒有團隊擅長寫申報資料，又擔心費了這么大功夫卻評不上，就提前放棄了申報。

周孝坦言，重大科技攻關是政府科技行政部門組織開展的，以高校、科研院所、國有企業為主要參與者的科技創新體系，背后的制度和機制設計，目前還未充分考慮民營企業的特殊性。

比如，重大科技攻關項目的計劃編制和成果評審中，民企仍然缺少話語權。“這也符合國內當下的發展現狀，盡管中央和地方都在積極吸納民營企業及其研究人員的參與，但真正能代表技術前沿、能保證公平性的企業并不多。”周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周孝提到，為了更好地適應民營企業的特點，可以考慮讓民營企業自行評估，或由行業專家進行評審，這需要時間來轉變。現在相關部門也關注到這個問題，正在研究如何簡化申報流程。未來，評審工作可能也會從政府科技和工信部門轉移到專業的行業中介機構，以便篩選出真正具備技術實力和研發能力的主體，避免企業因標準化要求或復雜的申報程序而錯失申報機會。

此外，一些企業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在牽頭國家重大技術攻關項目時，項目經費的使用規定過于嚴格和謹慎，一些資金僅能用于購買設備，無法投入科技創新的核心——人才身上。民營企業在人才吸引方面，相較于國有企業，長期以來處于劣勢。企業一方面表示理解，與科研機構、高校和國企不同，民營企業如果資金使用不規范，可能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但在民營企業參與度提高的趨勢下，如何平衡創新與監管的要求，也是未來政策制定者需要考慮的問題。

10月末，全國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現場會在成都召開，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鄭備再次強調，為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將支持有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向民營企業進一步開放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

難以觸及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更是民企的普遍困境。全國工商聯去年發布的《2023研發投入前1000家民營企業創新狀況報告》中提到，制約企業科技創新的主要外部因素中，有32%的企業認為是“缺乏技術創新服務平臺”。在研發投入前1000家民營企業中，僅有236家企業參與建設了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創新基地。

李泓也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以儲能電池為例，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過程中，迫切需要公共平臺的支持。衛藍新能源成立不久后，李泓便在2017年與江蘇溧陽高新區聯合創立了天目湖先進儲能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公司建立了針對電池研發測試儀器平臺、從材料到電芯和系統的工程化平臺，并同步設立了科學家工作室與聯合實驗室。通過市場化運作，這些平臺和設備被租賃給初創公司使用，加速了技術的迭代，為企業減少了資金投入，大大節約了時間。

與國家級別的測試分析中心不同，后者更多地服務于全行業和全領域，但對于在成長初期的初創公司，更需要更專業的中試平臺和公共技術服務平臺。李泓提到，在這一模式下，他們的公共平臺在三年內就成功收回了成本，這需要地方政府和相關企業的合作，提前明確市場需求，并堅持規范的市場化運作。“沿途下蛋”

周孝在調研過程中也觀察到，一些中小科技型企業對于參與國家重大技術攻關的積極性并不高。一個突出原因是，一些過去幾年參與過重大科技專項的企業，在項目結束后可能面臨尷尬的局面：他們研發的成果要么已經落后于產業，要么過于先進，短期內無法帶來實際的收益。

國家科技攻關項目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探索性的基礎研究，另一類是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或應用基礎研究，后者更側重于產業化。周孝指出，有企業反映科技攻關項目與市場需求的關聯度并不緊密，尤其是那些偏向理論性的研究項目，要轉化為實際的產品或服務，需要經歷漫長的過程。在周孝看來，未來編制科技攻關項目指南時，應增加企業的參與度，以確保項目更加貼近市場需求。

天準科技最廣為人知的名頭，是蘋果公司的一個重要合作企業，為蘋果提供智能檢測裝備，也是三星、富士康、博世等知名企業的供應商。天準科技主要生產工業視覺設備，這些設備被形象地稱為“機器的眼睛”，用于在產品生產過程中進行尺寸測量和缺陷檢測。

公司副總裁、CTO曹葵康說，當時公司申請牽頭國家重大科學儀器設備開發專項“復合式高精度坐標測量儀器開發和應用”，也是因為這與公司的發展方向吻合，“這個任務相當于進行產品升級，我們本身也希望在精密測量儀器的水平上進行突破”。

曹葵康解釋，幾何特征對有形產品至關重要，公司生產的坐標測量儀，能精準測量產品在三維空間的各個參數。但在鏡頭、觸摸屏等高精度制造領域，接觸式測量方法不適用。在上述國家重大科學儀器設備開發專項中，天準科技需要牽頭研發集成激光、影像、探針的復合式測量技術。

這款儀器測量的目標精度是達到0.3微米，當時只有德國和日本企業可以實現。曹葵康解釋：“0.3微米，接近技術極限，我們當時的目標就是生產國內最高端、最精密的測量設備，實現國產化替代。”2018年，天準科技完成設備的研發，2021年設備通過國家驗收。

但曹葵康坦言，上述設備研發成功，實現了技術突破，但并未實現大規模生產，精度過高，導致價格昂貴，也超出日常工業生產環境需求的精度。近些年，公司更加重視商業化，不再主動申報牽頭重大精密儀器的攻關項目，“如果是為了拿項目補貼，這對企業是不劃算的”，公司更多是作為參與者，與一些牽頭的科研院所合作研發。

但得益于重大技術攻關項目的推動，公司更快研究和掌握了復合式測量技術，促成了天準科技與蘋果公司在2014年前后擴大了合作。該技術的精度“降維”后，仍可以用于手機屏幕、金屬外殼等產品的非接觸式測量檢測，符合當時蘋果公司的需求。到了2018年，蘋果公司的訂單大約占據了天準科技收入的三分之一。

衛藍新能源、蘇大維格等受訪企業都提到，國家重大科技專項都與企業擅長領域方向吻合。李泓提到，國家項目不僅能讓企業獲益，也能幫助整個產業的升級。如果不參加這個項目，公司可能會以更緩慢的速度進行研發，比如說，電池能量密度達到300Wh/kg或350Wh/kg，就已經覺得領先市場了。國家設定了更高的目標，衛藍新能源順著這一目標也能“沿途下蛋”。

李泓舉例，此前公司曾在國家項目的推動下，研發出了新型負極材料等多種材料，解決膨脹、循環壽命、倍率性能和低溫性能等問題，并做出產品，實現量產，進入市場后給企業帶來利益。隨著產業專利的申請和一些技術細節的公開，整個產業也升級了。創新的風險

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旨在解決國家戰略需求和公共利益問題，因此具有公共性，知識產權有特定的管理規定和保護措施。這些項目鼓勵參與方申請專利，以推動專利技術的實施和運用。

但周孝注意到，對于一些民營企業而言，申請發明專利實際上是一種風險。企業在申請過程中需要公開技術方案，這可能會泄露一些技術細節。在知識產權保護不夠周全的環境下，一些企業可能會在別人的產品上進行簡單的修改，不支付費用，損害原創企業的利益。

在動力電池等前沿科技領域，頭部企業技術領先，技術門檻高，其他企業抄襲難度大。但在一些更成熟的制造業領域，復制另一個企業的創新技術，可能只是時間問題。

近日，《中國新聞周刊》走訪了蘇州的民營上市公司蘇大維格，該公司主要研發微納光學制造、全息3D顯示和光學功能表面材料等產品，多次牽頭國家重大技術攻關項目。

目前，公司正在牽頭承擔科技部于2021年啟動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的“新型顯示與戰略性電子材料”重點專項，負責裸眼3D領域的技術與材料攻關，并推動其產業化進程。蘇大維格董事長陳林森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提到，他們曾投入巨大資金，花了幾年時間研發出一種新型光學立體成像材料，但投入市場后，國內一些印刷包裝企業很快對其產品進行拆解和分析，提取技術細節，對產品進行仿制，這種情況十分常見。

更嚴重的是，下游廠商并不會在意產品是否有知識產權，這些盜版產品進入市場，加劇抄襲和同質化競爭，創新型企業進一步失去生存空間。尤其是像蘇大維格所在的顯示行業，目前進入到產能過剩的周期，行業內部競爭愈發激烈，進一步拉低了企業的創新動力。

陳林森坦言，強化專利保護，是企業獲得超額利潤、激發原始創新的關鍵。但很多時候，在一些領域，企業的創新反而可能會“死”得更快，“創新說到底，就是完善法律環境，強有力地保護知識產權，所有市場主體一視同仁”。

盡管近年來國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有所加強，但仍存在較多不足。周孝在調研中了解到，企業在知識產權維權過程中還面臨周期長、成本高、不確定性大、賠償額偏低等突出問題。

近期，全國政協委員、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鞏富文也曾對媒體表示，要強化法治保障，為民營企業發展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呼吁加強專精特新、“小巨人”、“瞪羚”企業的商業秘密保護，強化法律責任，明確細化侵犯商業秘密的情形，加大對侵權行為的懲處力度，形成保護科研創新成果的法律體系，筑牢民營企業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的“防火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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