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人民銀行公布了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其中，6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395.11萬億元，同比增長8.1%。6月末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250.85萬億元，同比增長8.8%。

這一數據也與今年以來金融統計數據整體趨勢基本一致。對于如何理解今年以來總量指標增速的放緩，市場有多種解讀。在筆者看來，淡化總量、重視質效是大勢所趨。

首先，貨幣信貸增速放緩不意味著經濟走弱。有市場研究表明，2015年前，我國狹義貨幣(M1)與工業增加值增速的同期相關系數接近50%，但2015年后降至15%。隨著近年來貨幣供應量、社會融資規模、人民幣貸款等金融總量的持續高增長，金融總量增長對GDP的邊際帶動效應趨于下降。簡單觀察金融總量增速，已經不能全面、真實地反映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成效。從國際經驗來看，歐美發達國家歷史上也存在多個時期，貨幣供應量與實體經濟活動的變動方向不一致。例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M2增速持續震蕩，從約5%下行至接近零，但同期實際GDP增速整體保持5%左右;歐元區M3增速也在2023年多月出現負值，但其經濟活動仍總體呈恢復、擴張態勢。

其次，盤活存量對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意義更大。新增貸款不能反映信貸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全貌，存量貸款也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支持實體經濟的效果看，貸款到期收回后可以騰挪新的額度投向其他高效領域;轉讓和核銷的不良貸款也沒有消失，仍然在實體經濟中發揮作用。更重要的是，通過將貸款從低效領域騰挪出來投向金融五篇大文章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能夠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更好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

再次，一味追求金融總量增長難度較大，還可能產生資金空轉等“副作用”。當前，我國的社會融資規模、M2余額已分別突破390萬億元、300萬億元，人民幣貸款余額也超過了250萬億元，存量金融資源都處于高位，要保持新增量高速增長難度越來越大。尤其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繼續要求作為社會融資規模主要組成部分的貸款總量高速增長并不現實，一味求量反而可能加劇資金空轉等各種虛增問題。在“規模情結”影響下，企業行為出現變異，“脫離主業搞金融”的情況較為突出。另外，此前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存在利用存貸款“沖時點”的現象，反而助長了企業的資金空轉和銀行之間的惡性競爭，對經濟發展也沒有實際效益。

最后，貨幣供應量的可測性、可控性及與實體經濟的相關性均有減弱。從可測性看，金融創新迅速發展，傳統貨幣層次間的流動性差異逐漸被模糊，不同貨幣層次間轉化的速度加快，狹義貨幣和廣義貨幣的定義和統計面臨挑戰。從可控性看，移動支付等金融科技發展使央行投放現金的途徑和數量不斷變化，測算現金需求量難度上升;銀行存款隨時隨地向非銀機構的類貨幣產品分流，削弱了央行控制基礎貨幣的能力;新金融業態發展也增大了貨幣乘數的波動性。從與實體經濟的相關性看，貨幣供應量增速高或低不能準確反映實體經濟的真實需求。當前，隨著房地產等重資產行業深度調整，對增量資金的需求顯著減少;高技術制造業、輕資產服務業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度不斷提升，但對信貸資源的依賴度并不高。

當貨幣信貸增長已由供給約束轉為需求約束時，如果把關注的重點繼續放在數量的增長上甚至存在“規模情結”，顯然有悖經濟運行規律，需要逐步淡化對金融總量指標的關注，把金融總量更多作為觀測性、參考性、預期性的指標，更加注重發揮利率調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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