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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壽福（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般認為，文明是人類的智力、物質條件、社會組織和文化機制方面達到一定高度的階段。關于進入文明階段的標準，學界有一個共識，即必須考慮文明之間的差異性和每個文明的特殊性，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志性“要素”。關于文明的另一個共識是，文明的形成意味著特定人群同享的價值取向的形成。從20世紀末開始，后過程考古學家尤其關注從這一角度探究文明起源，提出社會上層建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共同價值，在文明形成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受此思潮影響，英國著名埃及學家、牛津大學榮休教授貝恩斯和美國著名亞述學家、密歇根大學近東學和人類學系榮休教授、紐約大學古代世界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葉斐，均對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興起和衰落問題進行了深入廣泛的研究。貝恩斯致力于借助藝術、宗教和文學解釋古埃及社會形式，包括書寫系統在社會中的功能和意義，文字在精英階層形成過程中的角色及其對意識形態的強化作用，圖像與文字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古埃及官吏的物質世界和時空環境。葉斐先后出版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發展的初級階段》《古代國家之謎：最早的城市、國家和文明的演變》《古代國家和文明的衰亡》等重要論著。兩位學者合著了《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秩序、合法性和財富》。他們一致認為，古埃及跨入文明階段的重要表現，是精英階層借助象征手法創造嶄新的“高級文化”（即復雜社會），并依托宇宙秩序確立其神圣性，彰顯和傳遞自身的意志。王宮、管理機構、宗教和祭祀建筑；王冠、權杖、服飾、武器、首飾和特殊器皿；神話、傳說、節日以及以王表為核心的歷史書寫和敘事，凡此種種，都是重要載體和物化形式。這些物化形式的出現，正是判斷古埃及文明起源的重要標準。

位于阿比多斯、標號為U-j的前王朝君主墓。資料圖片

因為有明確的圖像和早期文字為證，古埃及文明起源的認定相對容易。在著名的那爾邁調色板上，可以看到文明形成的明確證據。第一是統一國家的建立。調色板正面，那爾邁佩戴象征上埃及的白色王冠，擊打俯首稱臣的下埃及統治者；調色板背面，那爾邁佩戴下埃及的紅色王冠，率領上埃及軍隊擊敗下埃及對手。兩只長頸交纏的神獸，象征上下埃及的一統。第二是君權神授和王權神佑。調色板兩面的頂端，分別雕刻了兩個代表哈托女神的母牛頭，表示那爾邁的王權得到女神護佑。牛頭中間是書寫著那爾邁之名的王宮圖標，圖標上立著上埃及的保護神荷魯斯神，意味著那爾邁的權力來自荷魯斯神；調色板正面，荷魯斯拉住拴在下埃及首領鼻子上的繩索，幫助那爾邁完成統一大業。第三是管理體系的形成。國王身前和身后出現重要朝臣的形象，各有象形文字標注官銜，其中一個官名就是古埃及最高行政長官“宰相”。第四，調色板上那爾邁的名字和官名說明，文字已經服務于政治、軍事等領域。調色板表現的這四方面內容，正是古埃及“復雜社會”宣揚的核心內容；上述圖像元素，則成為認定古埃及文明形成的重要標準。

埃及南部最新的考古工作發現，如果以這些圖像和遺物、遺跡的出現為標準，古埃及文明形成的時間可以上溯到更早。

最近，考古學家們在阿比多斯發現了涅伽達文化I期（約公元前4000—前3500年）的一座墓，從中出土的陶罐上刻畫了君主模樣的人擊打敵人的畫面，說明以武力推動統一的主題源遠流長。這件陶罐上，擊打人和被擊打人均為上埃及人。從涅伽達文化II期（約公元前3500—前3200年）開始，上埃及各地區之間的文化多樣性逐漸減弱，陶器風格樣式和住宅模式的趨同，反映了上埃及統一進程的不斷推進。早在那爾邁之前，已經有19位掌權者使用了表示王宮的特殊圖標，宣示他們對上埃及甚至部分下埃及的控制權。那爾邁調色板上埃及人擊打下埃及人的場面，宣示的是上下埃及的統一。從那爾邁的繼任者開始，戰爭圖像中的被擊打者為外族人。由此可見國家統一范圍的擴大、國家認同的發展。圖像一直是宣傳國家意志的重要方式。此后，象形文字的普及，更提供了富有視覺沖擊力的書寫體系，獨具古埃及特色的宗教和神話傳統也逐漸形成。通過圖像和文字，生活在尼羅河流域的人群對自己文明的歸屬感和對埃及人身份的認同不斷得到強化。埃及人和外族、埃及內部和外部分別與“秩序”和“混亂”兩個概念聯系在一起。古埃及政治上的組織模式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與周邊仍處在游牧狀態的部落相比，這個組織模式在身份認同和文化定位方面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文明的統一性、穩定性和延續性最為重要的支撐就是國家。

前王朝的一位君主使用過的燧石刀。資料圖片

考古學家們在阿比多斯的一座前王朝君主陵墓中，發現一根模仿象形符號“赫卡”的形狀制作的權杖。赫卡在象形文字中表示“統治者”，這根權杖表明了墓主的王者身份。墓中還發現約兩百件象牙標簽，原來是系在陶罐上的，上面的象形符號標注罐內葡萄酒的品種、來源地等信息，被視為象形文字的雛形。可見古埃及文字的起源與記錄物品信息以實行有效管理相關，可能并不存在美索不達米亞楔形文字源自管理需求、古埃及象形文字應宗教需求誕生的區別。這些標簽被放置在陵墓中，說明對各類物品的征集、管理和再分配，是王權和國家管理的重要內容。目前在阿比多斯已經發掘了多座前王朝和早王朝君主的陵墓。陵墓旁邊發現了祭殿遺跡，表明國家性宗教、紀念性建筑（神廟、王陵和祭殿）早在此時已經成為支撐王權的重要支柱和古埃及文明最顯眼的標識物。此后，界定和彰顯王權的復雜標識系統逐漸確立，其中包括國王的服飾和裝飾，如王名圈、王冠、權標頭和權杖等。王權和國家性宗教構成了古埃及文明的主體，從而生成了諸如金字塔、方尖碑、卡納克神廟這樣的宏大紀念碑。古埃及文明始終強調三個主題：一是國土的完整性和統一性；二是王權的穩定性和國王的合法性（王表排列了歷代國王的名字，但是喜克索斯統治者、阿肯那頓、哈特舍普特等君主因為缺乏合法性而被排除在外）；三是與神廟和宗教節日密切相關的時間觀念和以死后復活為最終目標的來世觀念。這些都構成了古埃及文明的要素，成為支撐每一個人日常生活的基石，并催生了相應的神話和文學。

城市被多數學者視為文明要素之一，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以城市的出現及其引發的國家級別政治組織的出現作為文明形成的標志，還有學者則進一步認定，標志文明誕生的城市，它的人口不應少于5000人。但就古埃及的城市而言，其城市的性質、格局等方面與兩河流域存在巨大差異。在兩河流域，城市是城邦國家的政治、文化、經濟和宗教中心，整個地區呈現城市林立且相互競爭的文明景觀。而在古埃及，一座城市——都城——唯我獨尊，都城與其他城市之間始終處在此消彼長的張力中，而且古埃及的城市在規模、密度以及它們在文明發展進程中發揮的作用方面，都難以與兩河流域的城市相提并論。而近年來聚焦于“高級文化”元素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也證明了古埃及已經進入文明階段，推動了古埃及文明探源的新進展，同時也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探源研究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光明日報》（ 2022年09月19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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