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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成文（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牡丹是原產于中國的名花。早在唐代，牡丹就獲得“國色天香”之譽，被尊為“花王”。朝鮮半島緊鄰中國，與中國始終保持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至遲在南宋時期，盛行于中國的游賞及題詠牡丹的風氣，已為朝鮮士大夫文人所關注和仿效。比如朝鮮高麗時代李奎報（1168—1241年）曾與當時文人唱和創作牡丹詩多達百余首。這些詩總體上步趨中華，流連光景，創意無多。不過朝鮮李朝中期的郭說（1548—1630年）卻有一篇迥異常流的牡丹詩——《百花王詩》。此詩在牡丹書寫史卻少人關注，其源流與主旨值得我們探尋。

《百花王詩》作者郭說生平據其《西浦集》所附尹行義《西浦郭公行狀》可以考知。郭說，字夢得，號西浦，是朝鮮李朝中期的政治家、詩人、學者。始祖郭祥為西原郭氏、新羅侍中，此后，其族“后葉蟬聯，世有聞人”。郭說生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朝鮮明宗三年，彼時朝鮮行明朝年號），“生而聰敏，四歲能識數千字，五歲知屬文”，弱冠，從聽松成先生（成守琛）、杏村閔先生（閔純）學。后歷仕宣祖、光海君、仁祖三朝。崇禎三年庚午（仁祖李倧八年）七月卒，年八十三歲。（《西浦集》卷七，《韓國文集叢刊》續編本第六冊第197～198頁）。郭說于政事之暇，以著書吟詩自娛，著有《西浦集》七卷，其中卷一為雜著，卷二至卷五為各體詩，卷六為《西浦日錄》前集，錄前輩師友生平著述，卷七為《西浦日錄》后集，補錄郭說自撰各體詩歌及詩話等。郭說生活的時代，漢文是朝鮮官方文字，《西浦集》使用漢字書寫和刊刻，是一部有價值的漢詩文別集。而《百花王詩》正是載于《西浦集》卷七《西浦日錄》后集中。

細繹《百花王詩》，全詩以人世擬花國，以花國喻人世，參互為喻，別出心裁。此詩以牡丹為“花王”，以群芳為“百官”，以花王之“政”主線，擬構并敘寫了一部堪與人間朝廷相比譬的“花界朝廷”的興亡史。詩的前十二句：“人間百卉亂無主，天遣牡丹為花王。王春立正月惟寅，肇建木德都明堂。顏如渥丹稱其君，稟此馨德流芬芳。天資富貴出自然，不待華屋黃金妝。繡裳何用五色線，華袞自有成文章。端居高拱化無為，恭默只可垂衣裳”，寫牡丹膺天命而為花王，敘寫其立國建都、禮樂建置、儀度規制，乃至治理“天下”的思想與模式。“近侍帷幄是芍藥”以下十六句：“近侍帷幄是芍藥，宣布王化唯甘棠。紫薇樓閣演絲綸，黃梅鼎鼐調陰陽。一階蓂莢掌歷政，兩歧瑞麥呈嘉祥。傾陽葵藿見忠懇，直節松桂凌風霜。解語無花王德全，指佞有草群邪藏。只愛芝蘭似君子，不取蓮花如六郎。桃源開路隱倫回，李下無蹊公道張。黃蜂朝退趁兩衙，紫燕舞罷爭趨蹌”，列舉芍藥、甘棠以迄桃、李、蜂、燕等花木蟲鳥，令其各司一職，拱衛于花王周圍，儼然如人間朝廷之職司安排。以下“詩中天子來會同，沉香亭北時傾觴。可憐韓令肆不恭，廢黜還同帝在房”四句，用唐人典故，喻花王之榮盛及斬斫廢黜；“姚黃魏紫色尚殊，因革縱異同輝光。深根固本似周室，猗蘭赫葉同虞唐”四句，論花中珍品之獲致殊異的共同原因，而以中國遠古盛世為喻。最后兩句“只恐春歸王德衰，遏密八音終堪傷”，寫時序之遷逝，春歸令人感傷，而以“王德衰”喻牡丹之衰謝、花國之凋零。與其他牡丹詩相比，作法的確獨特。

要特別指出的是，郭說創作此詩，并非“游戲筆墨”，而是有較為明確的政治諷諭意味和現實針對性。此詩前有小序：“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立君以治之，古今之通誼也。是以羲易利建侯，春秋大一統者，不易之定理也。非徒人道為然，鳳凰，羽蟲之長；麒麟，毛蟲之長；靈芝，百草之長；牡丹，百花之王也。物亦不可無統，其理如此。噫！帝在房州，著于綱目；公在乾候，書于麟經者，以明國之不可一日無君也。”（《西浦集》卷七，第177頁）這段話主要闡述了天下須“立君以治之”“物亦不可無統”“國不可一日無君”等中國傳統儒家（特別是宋明理學）所主張的政治思想和觀念，體現了郭說尊崇儒家思想、宋明理學的基本立場。《百花王詩》前兩部分所敘寫的花界朝廷之圖景，堪稱是上述政治理想的具體體現，只不過是借“花界朝廷”以喻“人間朝廷”而已。小序接著又寫道：“余戲作《百花王詩》，以效詩人比興之體，而諷諭之義，亦在其中。是亦子美賦杜鵑之意也。”所謂“諷諭之義”，我們固可以作一般性理解，即無論是中國古代詩歌，還是朝鮮古代詩歌，諷諭性往往都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子美賦杜鵑之意”，是有具體所指的。《杜詩詳注》引《容齋隨筆》云：“明皇為輔國劫遷西內，肅宗不復定省，子美作《杜鵑行》以傷之。”引黃鶴注云“上元元年七月，李輔國遷上皇，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尋置如仙媛于歸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觀。上皇不懌，成疾。詩曰：‘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蓋謂此也。”（清仇兆鰲《杜詩詳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836頁）如前，詩中有“可憐韓令肆不恭，廢黜還同帝在房”兩句，表面上用的是韓弘（唐元和中為中書令）不喜牡丹，因所居宅有牡丹，而遽令人斫去的故事，但卻接以武則天廢黜中宗李顯并貶之于房州之事。武則天廢黜中宗李顯至房州，李輔國劫遷唐玄宗于西內，兩次宮廷政變分別出現于《百花王詩》的序和詩之中，不能不令人產生某種聯想。郭說歷仕朝鮮李朝宣祖、光海君及仁祖三朝。這一時期，朝鮮半島發生過著名的“仁祖反正”事變。光海君李琿是朝鮮李朝第十五代君主，1608至1623年在位。李琿為宣祖李昖次子，早年受封光海君。萬歷三十六年（1608），宣祖薨，李琿即位。天啟三年（1623），其侄綾陽君李倧發動宮廷政變，以仁穆大妃的名義廢黜其王位，流放江華島（李肯翊《燃藜室記述》卷十九至二十一《廢主光海君故事本末》，韓國景文社1976年影印本）。郭說宣祖朝入仕，“光海己酉夏，拜典籍，又拜奉常僉正，……乙卯春，復拜刑曹正郎。時朝家不靖，遂棄官，挈家屬寓于唐城縣。天啟壬戌秋，拜兵曹正郎，不就。見忤于權奸，卒被誣彈。……癸亥，仁祖反正，復拜奉常僉正”（《西浦郭公行狀》），完整經歷了“仁祖反正”、光海君被廢黜和流放之事。此詩“廢黜還同帝在房”以及序中“是亦子美賦杜鵑之意”，顯然是因光海君而發。

《百花王詩》透露出朝鮮文人對于中國古代花卉知識譜系和政治歷史掌故的熟稔。以牡丹為花王，以芍藥為近侍，以及召公甘棠、紫薇絲綸、鹽梅和羹、蓂莢掌歷、麥秀兩歧、葵藿傾陽、松桂凌霜、解語花、指佞草、蘭為花中君子、蓮花六郎張昌宗、桃源李蹊、沉香亭北、韓令斫花、姚黃魏紫等等，這些都是中國古代花卉文化中較為常見的典故，如宋張翊的《花經》和邱濬的《牡丹榮辱志》均以朝廷官秩品第群芳，元耶律鑄《天香臺賦》《天香亭賦》《花史序釋》等，通過自注形式撰述花譜，并梳理花卉知識譜系云：“牡丹姿艷萬狀皆絕，故以牡丹為花王；梅有和羹之任，故曰梅為上公；槐為三公之位，故曰槐為三公；松有大夫之封，故曰松為大夫；竹有剛毅之資，故曰竹為毅士；芍藥有近侍之稱，故曰芍藥為近侍；紫薇本署以中書，故曰紫薇為中書。”（李修生主編《全元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冊第42～45頁）郭說作為一位朝鮮文士，能夠極為嫻熟地將這些典故或“知識”組織進這首《百花王詩》中，說明他對這些源自中國的花卉知識或典故極為熟悉。這無疑是他認真學習中華文化、研讀中國典籍的結果。

綜上，《百花王詩》一方面深受中華文化影響，是郭說在學習中華文化和詩歌傳統的基礎上創作的包含豐富中華文化元素的詩篇；另一方面卻又別出心裁，以寓言體或紀傳體形式將中華花卉知識譜系組織、擬構成一個堪與人間朝廷相類比的“花界朝廷”，并寄寓時政感慨，體現出一定的政治諷諭性和現實針對性，是共同澆鑄而成的奇麗篇章。

《光明日報》（ 2023年05月08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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