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聲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世界歷史教研室）

近年來，由于非洲裔美國人頻遭白人警察的暴力執法而遇害，美國人權問題一再成為國際輿論焦點，尤其是其中涉及的大規模監禁現象，更是引發世人廣泛關注。正如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2015年出席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活動時指出，“美國占世界人口的5%，卻擁有全球25%的囚犯”，而在這些囚犯當中，非洲裔美國人占據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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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大規模監禁對美國人民尤其是非洲裔美國人人權的踐踏，既歸因于美國憲法修正案和刑事司法體系的不合理規定，也根植于美國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政治制度，更是美國奴隸制遺留下來的種族主義思想結出的惡果，本質上是美國奴隸制烙印的當代體現。

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與大規模監禁的起源

美國內戰（1861—1865年）末期，共和黨激進派控制下的國會為根除美國奴隸制，出臺了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明文禁止合眾國境內存在奴隸制和強制勞役；但該修正案同時也繼承了1787年《西北土地法令》的措辭，保留了對囚犯施以強制勞動的規定，希望以此來懲罰和改造囚犯。將禁止奴隸制與允許強制囚犯勞動相并列，在內戰前的國會立法和北方各州憲法中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被稱為“樣板”條款，以至于憲法第十三修正案的制定者們幾乎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種表述，而沒有意識到在徹底廢除奴隸制后，這種陳規舊律可能會給前奴隸主或種族主義者監禁和奴役非洲裔美國人提供制度上的漏洞，進而使奴隸制的烙印得以延續。

南方白人很快就發現和利用了這個漏洞。從1865年到1866年初，南方各州立法機構模仿內戰前的“奴隸法典”制定了一系列被稱為“黑人法典”的歧視性法律，旨在維持白人的政治統治和經濟特權，確保非洲裔美國人在奴隸制被廢除后繼續充當廉價勞力。“黑人法典”要求所有非洲裔成年男性必須每年與白人雇主簽署工作合同，否則將遭到逮捕，并被處以罰款或強制勞動。同時，它還將非洲裔美國人的群體集會、輕微盜竊、擁有槍支等行為全部界定為刑事犯罪，致使他們動輒違法被捕，并被大規模監禁。

“黑人法典”隨即激怒了北方的公眾輿論，并在聯邦國會干預下陸續被廢除或修改，但非洲裔美國人被監禁和奴役的數量與比例卻有增無減，甚至在19世紀末期隨著“吉姆·克勞法”（即種族隔離法）的興起而迎來新高峰。西沃恩南方大學的歷史考古學者卡米爾·韋斯特蒙曾以田納西州為例，指出非洲裔美國人在1865年只占該州監獄人口的不到5%，但到1877年其比例飆升至52%，而到1895年又進一步提高到75%。

面對監獄人口的急劇增加，南方各州政府為節省隨之而來的監管成本，遂將囚犯勞工廣泛出租出售給白人控制下的種植園、礦山、工廠等私營企業，以獲取豐厚利益。譬如，亞拉巴馬州在1898年有多達73%的財政收入來自囚犯租賃，而非洲裔美國人在這些囚犯中占85%以上。承租者為盡可能多地從囚犯身上榨取剩余價值，常以殘酷的方式強迫他們勞動，致使大量非洲裔美國人在服刑期間死亡，其處境甚至比內戰前的奴隸還要悲慘。據統計，租賃囚犯的死亡率大約是非租賃囚犯死亡率的10倍。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政府和企業不斷相互勾結，利用刑事司法系統和囚犯租賃制，將成千上萬非洲裔美國人變成名為囚犯的奴隸。事實上，弗吉尼亞州最高法院在1871年一份裁決中就直言不諱地稱囚徒勞工為“州的奴隸”。囚犯租賃制一直持續到20世紀，直到1941年才被正式廢除。

美國知名記者道格拉斯·布萊克蒙表示，非洲裔美國人是囚犯租賃制的最大受害者，盡管他們的確切數量已不可考，但據他推算，在1941年前的80年里，僅亞拉巴馬州就至少有20萬非洲裔美國人遭受這一制度的壓迫。在2008年出版的《另一個名字的奴隸制：從內戰到二戰期間的美國黑人再奴役》一書中，布萊克蒙尖銳指出，囚犯租賃制不僅是奴隸制的替代品，而且是奴隸制的延伸，是一種改頭換面的奴隸制。

大規模監禁在20世紀60年代后的迅猛發展

20世紀60年代，在民權運動推動下，約翰遜政府通過一系列立法終止了“吉姆·克勞法”，保障非洲裔美國人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權利，并試圖借助“向貧困宣戰”的改革計劃使非洲裔美國人擺脫貧困和犯罪等困境。但因反貧困政策未能觸動奴隸制遺留下來的種族歧視和結構性不平等，非洲裔美國人始終比白人更容易陷入失業、貧窮和犯罪等境地。

于是，約翰遜政府在1965年又啟動“向犯罪宣戰”計劃，將政策重心逐步從消除貧困轉向打擊犯罪。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伊麗莎白·辛頓在2016年出版的《從向貧困宣戰到向犯罪宣戰：美國大規模監禁的形成》一書中認為，正是約翰遜的“向犯罪宣戰”計劃，拉開了當代美國大規模監禁的序幕。在1965年以后的半個多世紀里，美國聯邦政府先后發起多輪“打擊犯罪的戰爭”，持續將大量財政投入到州和地方的執法、司法機構中，強化他們對城市低收入社區，尤其是非洲裔社區的犯罪控制。這不僅擠占那些原本用于消除犯罪根源的社會福利項目的資金，還使美國政府逐漸把打擊犯罪當作解決貧困和不平等問題的關鍵，導致犯罪控制從目的到手段出現異化。

這種異化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執法上濫用警力和警權，致使逮捕率激增。為打擊暴力、販毒等犯罪活動，美國政府不斷增加警察的人數、經費和裝備，把更多警力部署在城市貧困街區巡邏，并鼓勵警員以“先發制人”等策略積極逮捕他們有“合理懷疑”理由的任何人。其后果不僅是造成大量嫌犯被送入美國司法系統，為大規模監禁埋下伏筆，還使很多嫌犯因暴力執法而喪生，嚴重威脅到美國公民的自由與安全。

其次，在司法上采取嚴刑峻法，致使監禁率驟長。在打擊犯罪行為的過程中，美國政府日益偏向刑罰的懲罰和威懾作用，而非教育和改造功能，因此在量刑和服刑環節引入更嚴厲的標準，包括輕罪重判、延長實際服刑期限等，掀起所謂的“嚴厲革命”。“嚴厲革命”極大地推動了大規模監禁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的發展，并造成美國人權狀況的巨大倒退。在約翰遜政府時期，美國的監禁人口還不到20萬，到20世紀80年代末已增長至60多萬，而現在更是上升到200萬以上。監禁人口的大幅上漲又刺激美國政府出資建造大量監獄，鼓勵私營監獄參與執法等，以便監禁更多囚犯——這與警察系統的嚴厲逮捕和法院系統的嚴刑峻法共同構成一個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

由于憲法第十三修正案的原因，當代美國囚犯在監獄里幾乎都要參加強制勞動；而又因1965年以來的幾輪“打擊犯罪的戰爭”主要指向非洲裔社區，非洲裔美國人繼續成為大規模監禁和強制勞動的最大受害者。據統計，非洲裔美國人目前占美國總人口約13%，卻占美國監禁人口的35%以上，其監禁率幾乎是白人的6倍。同時，大規模監禁不僅會使大量公民因被判有罪而喪失政治權利，而且囚犯即便刑滿出獄后，也長期無法恢復選舉資格。研究顯示，在2016年大選中，美國有600多萬選民因犯罪而被禁止投票，大多數是非洲裔美國人。

美國民權律師米歇爾·亞歷山大在2010年出版的《新吉姆·克勞：色盲時代的大規模監禁》一書中敏銳指出，美國的刑事司法系統和大規模監禁其實是一種全面和隱蔽的種族化的社會控制系統，它是美國奴隸制和“吉姆·克勞”制的遺產與變種，試圖以一種合法的形式讓非洲裔美國人永遠處于美國社會的邊緣和底端。

大規模監禁及其人權問題長期難以解決的根本原因

作為美國奴隸制烙印的當代體現，大規模監禁及其人權問題雖是由憲法第十三修正案和刑事司法體系中的不合理規定直接引起的，但其真正推力則來自美國奴隸制歷史的各種遺毒。這些遺毒至今仍廣泛存在于美國經濟、政治和文化中，構成美國人權事業發展的多重困境和結構性障礙，也成為大規模監禁問題長期難以解決的根本原因。

首先，美國奴隸制是資本主義創造的一種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發揮巨大作用。美國學界的新研究表明，美國的奴隸制和資本主義之間有著緊密的互動關系。正如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斯文·貝克特指出，“自由資本主義無與倫比的機會是建立在動產奴隸制的無情壓迫之上的”。這意味著奴隸制的很多特征是與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融為一體的，不會因奴隸制或種族隔離制的廢除而輕易消失。

資本主義具有不平等（在勞動和分配上）和不穩定（周期性經濟危機）兩大基本特性。不平等特性催生了美國奴隸制，使非洲裔美國人在勞動上遭受奴役和剝削，在分配上勞而無獲。即便在奴隸制被廢除后，南方白人又利用“黑人法典”、囚犯租賃制等工具把非洲裔美國人作為廉價勞力繼續壓榨。而在經濟權利不平等的情況下，不穩定特性會讓非洲裔美國人承受更多的失業風險，更容易陷入貧困、犯罪和監禁等困局。貝克特斷言，“美國奴隸制必然會在美國資本主義的DNA上留下印記”，非洲裔美國人的經濟不平等無疑是其中最深刻印記之一，而大規模監禁則是這一印記的生動展現。

其次，美國分權化的政治制度也是奴隸制遺毒得以延續的重要因素。在1787年聯邦憲法制定時，南方蓄奴州為維護奴隸制，積極主張縱向分權中的州權，并通過“五分之三”條款擴大南方在聯邦政府橫向三權中的影響力。到19世紀上半葉，南方不僅左右了聯邦的總統、眾議院議長和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選，還大力發展州權理論。地方自治傳統和分權理論的影響無疑是巨大且深遠的，以至在內戰時期，聯邦政府最初傾向由南方各州自行立法廢除奴隸制，直到“黑人法典”出現后，才被迫介入南方各州的政治重建。

但即便如此，聯邦也不愿過分損害州權，因此也沒有徹底清算南方前奴隸主勢力，進而為南方政治力量在19世紀70年代東山再起，并借助州權推行種族隔離制創造了條件。20世紀60年代后，隨著保守主義在美國復興，以南方政治勢力為代表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利用分權制下的權力制衡規則，通過控制州權以及聯邦三權中的分支，逐步削弱民權運動以來的進步成果，使大規模監禁等種族歧視現象得到庇護。

再次，奴隸制遺留下來的種族主義思想為大規模監禁的出現提供了文化土壤。美國的種族奴隸制不可避免地強化了西方的先天性種族差異思想，其主要功能是為美國資本主義中的種族不平等提供“理論依據”，并防止貧窮的白人和被奴役的黑人聯手反抗白人統治精英。然則種族主義思想一旦興起，就會滲透到文化中，塑造人們的思維定式，發揮獨特的社會功能。即使在奴隸制被廢除后，這種思想和文化也會陰魂不散，并創造出奴隸制的變種或替代品來維護其存在。

事實上，非洲裔美國人“天生低下”的觀念在許多白人，甚至是最開明的白人中間普遍流行，成為通往種族平等道路上的巨大阻礙。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埃里克·方納指出，聯邦政府在19世紀70年代后放任南方各州建立種族隔離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雖然北方白人大都支持廢除奴隸制，但他們無法接受非洲裔美國人和白人擁有相同的地位和權利。辛頓的研究也顯示，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國內政策的重點之所以會從消除貧困轉向打擊犯罪，關鍵在于白人精英把暴力和犯罪看成是“非洲裔美國人與生俱來的一種病態文化”。

正因為奴隸制與美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美國的奴隸制烙印才會如此之深，以至無論是血腥的內戰，還是激進的民權運動，都無法將其抹去，反而以大規模監禁的形式延續至今。因此，美國若要真正解決大規模監禁及其人權問題，必須重塑自己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僅靠單純的刑事司法改革是無濟于事的。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國人權事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22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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